严复在译文界算是扛把子,译著《天演论》广为流传,提出的翻译三准则“信雅达”也影响深远。但这位翻译界的扛把子亦对刚接触翻译的林纾盛赞不已,称林纾的翻译首作《茶花女遗事》“销尽支那荡子魂”。(注:彼时的支那尚未堕为中国的蔑称)受到首作的鼓励,之后林纾的翻译作品源源不绝,横跨十余国,而奇特的事情是,林纾本人却从未学会一门外语。尽管声名显赫,林纾却依旧因为与人在《新青年》上争论古文废止而沦为笑谈,背负一身骂名。
抛去林纾背负的骂名,林纾对于读书的热忱及对于古文的热爱让人敬佩。林纾小时候家里穷,但是又爱读书,于是在私塾当了一名旁听生。受私塾老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即使迫于生计不得不终日为琐事奔波,也不忘苦读诗书,校阅古籍。有称林纾13岁到20岁七年之间校阅古籍达两千余卷的,如此刻苦也算天才的一种。
十九岁那年林纾祖父母、父亲相继去世,他亦患肺病,咳血不止。到了这个地步,林纾仍然放不下手中的书本,就着母亲,姐姐刺绣做工的灯光读书,不读完不肯睡觉。读书已经成了林纾的本能,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以为这是要考取功名做官的意思,常言功名利禄功名利禄,有了功名做了官才有利禄嘛。但到了林纾这,很可能是我理解的狭隘了,有时候读书也可以只是一种单纯的需求。
小时候林纾将零用钱攒起来去书摊上买书,读的津津有味的同时还在旁边墙上作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副棺材,棺材旁边写了两行字,言:“读书则生,不读入棺”。幼时随手写下的一句话成了林纾一生的座右铭。而读书也确实给了林纾一条“生路”。三十岁的时候,林纾一跃成为江南著名的举人,不仅摆脱了困窘的生活,也给林纾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读书取仕,理所当然的事情。林纾也有一颗报效祖国的心,虽然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仍然壮心不减,可惜“七上春官,屡试屡败”,林纾做官的这条“康庄大道”上写着“此路不通”。无奈放弃当官,专心于文学。常言道,上帝给你关了一道门就会给你留一扇窗。四十五岁的林纾无意中打开了对他意义非常的一扇窗。
这一年,林纾母亲去世,不久妻子也病故,好友担心他走不出来,便邀他一起译书分散注意力。林纾经不住好友的一再请求,终于答应,开始了他迟来的译著生涯。可是林纾不会外语,如何翻译呢?解决的方法也简单,由一个懂外语的把原著意思说来,再由林纾整理成文言文。这事好像看起来简单,可真正去做又有几人能把一篇白话文翻译成文采俱佳的文言文,又有谁能勤耕不辍呢?
何况林纾的处女译作《茶花女遗事》便一炮而红,一时洛阳纸贵,可见翻译质量。本来抱着试试看的林纾,却得到了国人相当的认可,这对于林纾无疑是一种鼓励。之后林纾又与海外才子们合作了180余部西洋小说,这些小说丰富了当时中国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同时也确立了林纾“译界之王”的地位。也因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对后辈苏曼殊,周作人等多有影响。
卓越的古文造诣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让林纾在翻译上顺风顺水,名声大噪。但也同样因为林纾对古文的热爱与执着导致他声名狼藉,遭人耻笑。
1915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新青年》上称古文无用,应废除古文,兴白话文,甚至有人提议废除汉字。林纾作为深爱古文的古文大家,忍无可忍,致书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本来支持维新变法的林纾对新文化运动还持保守态度,由此彻底转为反对。
维护古文的人不少,但只属林纾最为激烈,最为用心,一下子也成了大家的众矢之的,古文大家如严复,信奉物竞天择,对古文听之任之,而蔡元培又支持新文化运动。一时间《新青年》及全国各报批评严复成风、批评林纾成风。林纾从译界的神坛上跌落,被推到封建古旧的风口浪尖上。面对喧嚣的骂名,林纾没有退缩,在《新青年》上与“新人”们口诛笔伐,也因此丢掉了北京大学的教席。
客观的来说,林纾反对白话文运动,也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只是希望文言在以后仍然有一席之地尚存,哪儿想到年轻人年轻气盛,一看到有敌人就来了精神,口诛笔伐不绝如缕,林纾到最后也只能感叹一句:“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但他并没有放弃古文,临死依旧要儿子学习古文莫要倦怠。
这是林纾的始终如一坚持,亦是林纾译著的缺憾。曾朴说,林纾坚持古文翻译,是他翻译生涯的不足,倘若林纾用白话文翻译,将会让多少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也能读到外国文学呢?
林纾的“封建守旧”不仅在于沿用古文,还在于维护封建礼教,说这群年轻人啊扰乱三纲五常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如同禽兽,不可同流。批的不可谓不重,老学儒的刻板古旧显露无疑。
但矛盾的是林纾又兴办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宣扬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且林纾本人更是乐善好施,在他译著畅销的几年间收入颇高,而自幼家贫的林纾把这笔钱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林纾的个人品格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为国,还是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