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善画山水和花鸟。他的画,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
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如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其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山”、“驴”、“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逐渐变化,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后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也更加简略。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的写照,即“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他在题黄公望山水诗中写道:“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与宋山河。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
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传其法者仅牛石慧和万个等人,但对后世绘画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艺术成就主要一点,不落常套,自有创造。他的大写意,不同于徐渭,徐渭奔放而能放,八大山人严整而能放。清代中期的“扬州八怪”,晚期的“海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巨匠,莫不受其熏陶。学者黄锦祥赞其:“笔笔精奇妙不言!”
朱耷(1626年—约1705年),谱名统[quàn,上林下金],字刃庵,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人屋、道朗等,出家时释名传綮,汉族,江西南昌人 [1] 。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本是皇家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了亡命之徒,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擅书法,能诗文,用墨极少。朱耷一生坎坷,曾一度精神失常,痛定思痛后,他选择背过身去,与世隔绝,在创作中安放自己孤独的灵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
八大长于水墨写意,为其划时代的人物。 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别,八大则两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倪瓒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书画册》(上海博物馆藏)共画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其远笔的圆润则有着董、巨和黄公望的遗踪,墨法参照了米氏云山,而某些树石的组合形式,显然取自倪瓒。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却又强烈地感觉到朱耷的个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则,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而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使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
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
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做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
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八大却具备了如上的要求,这里大有文章。首先是他在用笔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笔由方硬变圆润,饱和墨汁与运笔的方法相结合,一下笔就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他是第一个充分主动利用生宣纸特性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画家。生宣纸的吸水能力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这本来是缺点,而八大却把它变为优点,不但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创造了人们对水墨写意画的新观念,其功不朽
其次是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同时,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使每一点都在布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鸟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一幅仅画一只雏鸡。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平衡而有变化。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内容丰富的作用。小鸡的刻画生动传神,动态像小孩刚学走路,蹒跚得十分可爱。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别是眼后加三撇,像电波一样,好似前方有什么声响传来,使小鸡心惊胆怯。这只小雏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刚出蛋壳,表示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与警惕;也可以理解为走失了群体,找不到妈妈,感到孤独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们驰骋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时候少画,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
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则越少越好,艺术又会走入另一条邪径。少是相对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杨柳浴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对上述作品来说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画家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却少了许多许多。例如他对柳枝的处理,约有十二笔,就占住了整个画面上部的空间,不但表现出杨柳的老干新枝的质,也表现了枝条迎风的势。在春风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将振翅欲飞。这一生活小景,表现出无限的生意。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仅见的长篇巨制,也是他笔墨最多、布局最复杂的一幅,但他仍然体现着少的原则。例如开卷的一丛荷花,总共超不出三十笔,笔减而意繁,一开卷便引人入胜八大,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白石老人曾有诗曰:“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原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倾倒如此。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赏和理解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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