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八路一夜冒出八个师，老干部称赞：罗政委真高明
1942年冬季，在陕北延安的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
事出有因，山东八路军的领导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山东的八路军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从115师进入山东时开始，这个大家庭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总的方面讲，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矛盾，并且也经受过挫折。
115师进入山东后，师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配齐。1938年春天，当时的师参谋长周昆失踪，师参谋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缺。
入鲁之初，罗荣桓仍然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黄励主持。
1940年1月间，黄励因故去世，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
6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萧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于9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
1939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115师独立支队，对挑衅的阎锡山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5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的率领下进入山东，10月间，到达鲁南。
陈士榘这时被任命为115师的参谋长。因此陈光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
到1940年10月，115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包括115师和山东纵队）却仍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115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115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
1939年4月24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
6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8月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山东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
1940年6月，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
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1941年8月8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朱瑞
“（乙）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纵及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在115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
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115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115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115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115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115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
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
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
因为由115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115师“兼并”的可能。
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
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呢？还是用115师的人呢？弄不好，会加深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到了1942年，日军抽调大批兵力对山东八路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趁火打劫，进犯根据地，因此山东八路军统一指挥的问题迫在眉睫。
不管是用115师的人，还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其实候选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陈光，是一员虎将，办事干练，作战勇敢，在红军的10年中，他从一位连长一直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军团长，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
但他群众工作经验不足，而且脾气暴躁，性格风风火火，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军委参谋，总司令部科长。后来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此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
抗战爆发后，朱瑞被派往山东，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纵队政委，有较丰富的党政军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朱瑞问题也不少：脾气和陈光比不相上下，而且和115师一些领导干部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
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
抗战以来的作战经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短板是到山东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黎玉是抗战前山东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曾抓住国民党军队撤退、日军未深入山东腹地的机会发动起义，成功组建一支数万人的山东纵队，但他不是老红军出身，资历也不算高。
毛泽东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朱瑞。
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115师政委和山东纵队政委），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出身于红一军团，都是军政两用人才。但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
早在1937年3月林彪负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115师代师长的问题产生过分歧，只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总部又先于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陈光便成为115师的代师长。
陈光
1942年夏季，刘少奇从山东返回延安后，向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定下了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
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也许还征求了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彪的意见。
最后，毛泽东决定把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罗荣桓得知这一任命时，不但没有激动，反而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原来，罗荣桓在组织甲子山战斗时，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罗荣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感虚弱。
医生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但身为重要领导人，哪里能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得上吃饭、喝水，到前线又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
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时，罗荣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认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晩上，罗荣桓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请医生。
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还可以看到血块。
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岀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
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
谷广善
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入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
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
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686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
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1943年1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
文章开头就写道：“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3月11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12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复电：“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复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委兼代师长。
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4年多来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
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1943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115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15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115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5年。
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
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
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舍。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临出发前，陈光和史瑞楚将衣物、文件等都作了清理，全部换上便衣。
史瑞楚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把头发挽成髻，骑一头毛驴。挑夫一头挑着衣物，一头挑着放在筐里刚满两周岁的陈东海。
陈光心情非常沉重，他太舍不得离开115师这个老部队了。从1928年初湘南暴动后参加红军起，除1936年到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外，他从未离开过这支英雄的部队。
他在这支部队中经历了大小百余次战斗，10次负伤。他在这支部队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民，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他多年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
陈光一行于4月中旬从莒县的胡子村出发，一路向西北行进。他们经过湖西、冀鲁豫、冀南军区，越过津浦、平汉铁路封锁线，于8月到达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
在那里休息了半个多月，遂同党的七大代表罗瑞卿、刘志坚、薄一波于10中旬到达延安。
1944年5月，陈光所在的中央党校一部党小组，通过了《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在这个总结中，对陈光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陈光同志自农民岀身，领导济南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
陈光走了，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115师。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也到此为止。
陈光离开山东后，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945年大反攻的时候，本来他要同林彪一起回到山东的。
但因后来中央决定调山东八路军的主要力量去东北，林彪改道从河南直接去了满洲。
陈光与罗荣桓再见面的时候，已是1945年10月底，地点是沈阳。
山东八路军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罗荣桓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第一把火该“烧”什么呢？
罗荣桓认为，搞好精兵简政是当务之急。
还是在1942年，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次进行精兵简政。
然而由于存在两个指挥系统，精简并不彻底。因此，在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之后，又进行了第三次比较彻底的精简整编。
1943年3月8日，召开了山东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山东纵队与115师的各直属机关即实行合并，改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黎玉等领导人均在一起办公。
新的山东军区管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各军区共辖16个军分区，13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分布各军区：
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考虑，罗荣桓提岀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方案。3月11日，经中央书记处复电批准。山东军区各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
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
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陈士榘夫妇
精简整编时，罗荣桓特别注意处理好两支部队的关系。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在干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
罗荣桓认为，特别是任人唯贤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更为重要。
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一次会议上，他很透彻地谈到：“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为标准，那么就可能用些吹牛拍马的角色。
在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
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的历史状况。
所以在整编中，罗荣桓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
景晓村
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原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
对曾在延安因“拖枪逃跑”事件犯过错误的许世友、王建安，罗荣桓不计前嫌，仍把他俩提到军区一把手位置上。
在整编中，旅都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这样，就有许多干部编余。
对于这批干部，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
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有的班长排长去当战士，使基层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罗荣桓说：“这样做，干部可能有点思想问题，总认为没有犯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梁兴初
他亲自找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几位由旅级降为团级的干部谈话，勉励他们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看问题。
他们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后第二天，罗荣桓就下令以保留下来的骨干为基本力量，几乎是一夜之间组建了8个野战师、12个警备旅。
这时，那些在整编中被降职的老干部无不佩服地说：罗政委真高明，看得太远了。
罗荣桓一开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个师，但他心里明白，骨干是革命的财富，财富就不能随便丢掉。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115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委。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其中特地招收初中毕业以上的学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
张积慧
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东北，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罗荣桓放的第二把火，就是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他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
整编后，罗荣桓经常找基层的教导员、指导员、政工干事谈心，教育他们：
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与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军事指挥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对党代表很拥护。
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政治干部作岀表率。
他在听取别人意见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的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帽子，使别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一名科长，他对这个安排不满意，不安心机关工作，整天写信要求回部队打仗。
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就与这位干事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科里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红军时期我就是团政委，改编八路时是少校副营长。”
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那位同志笑了一笑，感到是对自己的鼓励。
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
他好像是与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
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15师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的教育问题。特别是罗荣桓对此事抓得非常紧。
在他的倡导下，山东军区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花两小时进行学习。
当他得知军区直属机关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军区总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李梓斌夫妇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
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李梓斌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
“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游击队之歌》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
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罗荣桓放的第三把火，就是提升战术和战斗素养。
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
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115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10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1941年2月7日，教导2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邳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
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
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13个排长有11人牺牲，全是都是长征过来的老兵。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拼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
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
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
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
“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实现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在山东军区整军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7月间，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
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105人测验，仅38人及格。机关各部128人测验，仅34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52.6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罗荣桓提出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加强干部的战术素养训练和战士的军事技术训练。
1943年—1944年，山东八路军在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坚持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歼敌数量不断增加，而伤亡明显减少。
1941年1月至7月，平均每月伤亡790余人，到1943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190余人。
因此，山东八路军人数虽然偏少（45年编为7个师后每个师只有七八千人），但短小精悍，战斗力强，在未来的东北解放战争中迎战国民党远征缅甸归来的精锐不落下风。
山东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山东军区驻地抱犊崮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
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
抱犊崮山区
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
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
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八路军穿过的羊毛棉袄
八路军在山东发展壮大，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八路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不在山东。
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
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后勤保障。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罗荣桓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
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
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罗荣桓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
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被罗荣桓硬留了3个月。
后来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薛暮桥夫妇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
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一套棉衣1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