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出生在北京的艺术家,但他创作高峰时期有三年是生活在青岛的。
去青岛时,我最想访谒的景点有四处:康有为故居、弘一法师曾经讲学的湛山寺、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的国立青岛大学和老舍故居。后两处还有交集:作为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闻一多、老舍均曾于青大执教,只不过老舍1934年9月任国文系教授时,青大已更名为青岛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山大),而此时,闻一多已转赴清华大学任教两年余。
那日天气晴好,在去老舍故居的路上,发现诸多欧式建筑竟串连起一条近代青岛的文脉:康有为、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洪深、萧红等文化名人故居应接不暇。沿大学路林荫道北行至黄县路,拐入的一条窄巷中,一座红瓦黄墙、面南背北的二层德式小楼便为老舍故居。黑漆铁皮拉丝大门两边,分别挂有“老舍·老舍”和“骆驼祥子博物馆”两块竖牌。前者倒不是老舍名字的有意重复,而是寓意“老舍的老房子”;后者则表明老舍的长篇代表作、被他称为“笔尖上都能滴出血和泪来”的《骆驼祥子》正是写作于此。
那时的老舍手头拮据,全家五口人仅租住这栋洋楼的一层,目测不过百平,此前的租户系黄宗英三兄妹。一层围绕老舍的生平及创作,设图文及展品陈列室,陈列家人捐赠的老舍生前物品。洋楼的二层现辟为活动室,老舍的读者常举办诗文品读活动。
这里先转移一下场景,说说老舍去青岛的缘起。
老舍1930年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那时的他以《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享誉文坛。后来他接受济南齐鲁大学的聘请,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等课程,同时编刊并撰译不少作品。《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等作品即于此间完成。但有一桩无法弥补的憾事是,他任职济南期间的心血之作、已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在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商务印书馆时焚毁。由于老舍未留底稿,这部长篇就此与读者无缘。不仅如此,“七七事变”前后,他的两部长篇(一为《病夫》,另一部尚未命名,底稿遗失于齐大宿舍),加上他从欧洲返国途中所写却被自己放弃的长篇小说《大概如此》,共四部长篇小说未能面世。
1934年夏,老舍辞去齐大教职来上海。他曾说过:“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但很快“心中凉下去”,觉得当职业作家的想法并不符合实际,“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樱海集》序)。正所谓学剑(老舍尚能武术)未成,尚能教书,便跟随一位齐大的同事来到山大。
老舍在山大开设了“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高级作文”等课程。在课堂上比较严肃的他,课外却对学生态度热诚,常在家中接待前来求教的学子,并乐于为他们答疑解惑;另一方面,作为小说作家,他又时感教学、查资料、备课、编讲义占据了自己太多的精力,故在1936年学期结束后,坚辞山大教授一职。老舍在青岛主要建树还在于小说的创作,除《骆驼祥子》外,长篇小说《文博士》、中篇《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从《大明湖》的情节化出)也在此时问世。
可以说,青岛三年,是老舍一生创作的高峰期。有意思的是,老舍自放为“职业作家”的一年,和当年去上海一样,还是不足以养家,故“七七事变”后,为稻粱谋,只好又回齐大任中文系主任。
老舍在山东共七年,济南齐大四年、青岛山大三年。在忘我的写作中,同时还要面对生存的煎迫。不由让我想起孔门先哲颜子,一箪一瓢,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那当然是人生的超脱境界。但肩负养家重轭的老舍,关乎者非己一人,又如何能超脱得了?故而只能在创作和谋生间寻得平衡。
如果不是手头拮据,老舍本来是可以和青岛再续前缘的。王统照先生曾在《忆老舍》一文中提到,日军投降后,老舍曾于信中托他在青岛购置一所小房子,想安心地过他晚年的生活。老舍之所以有此念想,是以为日本战败后,留在青岛的许多楼房定会廉价出售,岂知接收大员们的一番操弄,使得青岛房价非但没降,还大幅上涨,已非老舍的财力所能担负的了。
青岛之于老舍,是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文学缘,那时的他,也就三十六七岁的年纪,正值创作的黄金期,在写了《黑白李》之后,仍矻矻以求,把笔触转向他所熟悉的市民底层,文字“泪中有笑,笑中有泪”,不乏沉哀、辛辣和充满现实关怀的生动表达。
(原标题:老舍在青岛)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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