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藩与武侯祠联
赵藩先生与武侯祠联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名闻遐迩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对联的作者，是著名学者赵藩先生。
赵蕃先生字樾村，白族，云南剑川人，其父是一名秀才。
清咸丰六年（1856年），滇西发生战乱，大理、剑川一带烽烟四起，继而燃遍大半个云南，樾村先生一家为避乱远走他乡。虽然漂泊在外，但在父亲教导下，樾村先生依然勤学不懈。同治七年（1868年），先生十八岁，投身到维西协（协,清朝军队的编制，类似于后来的旅。）副将张润麾下，在军中参赞戎机，书写军报。其后人撰文回忆，樾村先生军务之余，白天寻僻静处学习，夜晚则挑灯夜读。数年后战乱平息，樾村先生即回乡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生员（即秀才），此时樾村先生已二十二岁，三年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之后几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无果，抱憾而归。后来，先生以举人资格得授易门县学训导（学官）。
樾村先生虽然只是举人，但才学过人，在当时已很有声望。一些高官纷纷礼聘先生入幕襄办政务。训导任期满后，他接受云贵总督岑毓英邀请担任幕僚，期间曾参与处理一些重大事件得以记功。樾村先生公务之余，还指导岑毓英之子岑春煊读书学习。岑毓英重修大观楼后，请樾村先生书写前人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制匾悬于楼前，今天大观楼所挂长联，即是樾村先生当年书写的。
清代有一项选拔官员的制度叫保举，即对一些在重大事件中做出贡献的人员予以记功，之后授予官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经叙功保举，樾村先生被任命为四川酉阳直隶州知州。到任后，对一些在当地横行霸道的豪门和歹徒，他严惩不贷；在审理案子时，明察事由，断案公正，得到酉阳百姓的拥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樾村先生任职四川盐茶道道员。此时北方兴起的义和团运动逐渐向各地蔓延，四川也出现了红灯照等组织。樾村先生早年的学生曾春煊也在此期间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对这些组织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樾村先生对这一做法并不认可，于是写下了这副对联，并镌刻成匾悬挂于成都武侯祠。据越粗先生的后人撰文回忆 ，樾村先生在游春时特邀岑春煊到武侯祠赴宴，意在通过这副对联向其劝谏。
这副对联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字，却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上联所说“攻心”，是指三国时期的一段史实。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率军攻打东吴，兵败后在永安去世。此时，蜀汉后方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及四川的部分地区）的一些大姓和少数民族首领，纷纷起兵准备脱离蜀汉政权。诸葛亮在稳定了蜀汉内部的秩序后，于建兴三年（225年）督率三路大军平定南中之乱。《襄阳记》载，大军出发前，诸葛亮向马谡（即京剧“失街亭”中的马谡）征询意见，马谡提出了此次用兵的策略和目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即以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让南中地区的民众接受蜀汉政权，诸葛亮采纳了他的建议。《三国演艺》中有一段“七擒孟获”的故事，这不仅是文学描写，也是真实的历史，成书于晋代的《华阳国志》载，诸葛亮在用兵时，对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实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
“反侧”语出《诗经-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本是描写青年思念自己的意中人，长夜里翻来覆去，这里借喻指南中地区的叛服无常。
上联下节中的“兵”，本指兵器和军事，也可以引申为武力。联中说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并不会滥用武力，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就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遇到冲突和矛盾，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运用谋略，其次是通过交涉，动用武力已是不得已的办法。
下联的“宽”与“严”，则暗寓着两个历史事件。
秦王朝法令严苛，以至烽烟四起。《史记》载，刘邦率军首先进入关中，即“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即杀人者处死，对伤人和偷盗者处以刑罚，秦朝的法令全部废除，成语“约法三章”即出典于此。刘邦除去了秦朝的苛政；实施简明宽大的政策，得到了关中父老的拥护，此为“宽”。
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了一条史料，史料的大意是，刘备集团占领益州后，诸葛亮在在治理时法令严峻。刘备的谋士法正以刘邦初入关中之事为例，劝诸葛亮“缓刑弛禁，以慰人望”，争取人心。诸葛亮回答说，秦朝残暴，刘邦行法宽简，故而赢得了民心：而益州的前任统治者刘璋当政时“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一味宽纵，致使益州士民“专权自滋，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最终导致秩序紊乱，人心涣散而失去了益州。现在治理益州，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此为“严”。
樾村先生以诸多史实为例，告诫岑春煊这位“后来治蜀”者，要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推行政策既要审时度势，还要实事求是，更要符合人心，否则无论宽严都是错误的，不能达到期望的效果。此联富含辩证法，毛泽东主席也十分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