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们,大家好。
今天上午我们讲到了李白的豪放与浪漫,并欣赏了他三种不同风格的诗,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李白呢?请翻开《蒋勋说唐诗》第105页至第126页,边阅读边思考几个问题:
1.为什么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
2.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李白的诗歌诗风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诗作《行路难》中,“欲渡黄河冰塞川”讲的是生命的茫然。
拔剑四顾,要到哪里去呢?
往北走吧,往北走想渡黄河,可是黄河已经结冰。那么往西走吧,“将登太行雪满山”,想爬过太行山,可是满山都是大雪,似乎生命当中都是阻碍,都是困顿。
李白会怎么面对呢?
他用调侃的方式给了自己一个解放,“闲来垂钓碧溪上”,不要这么悲壮,把生命看得悠闲一点吧,不要去做什么伟大的事业,就拿着钓鱼钩,在小溪边钓鱼吧。
“忽复乘舟梦日边”,钓着钓着累了,睡着了,梦到自己坐着船到了太阳的旁边。这是李白的浪漫。
在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阻碍与困顿时,他会做梦,用梦来把自己带到最美丽的地方。
我既感动于他“举杯停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又敬佩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
他很少悲哀到底,他会给生命一个巨大的希望,这是李白内在世界里的向往。
而他的《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度自信与乐观。
李白喜酒,并长于借酒抒怀。
诗以奔放的笔调,傲岸不羁的豪情,狂吟高歌,既有人生几何、行乐及时,圣贤寂寞、饮者留名的绝对消极,又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相对积极。
以睥睨权贵、弃绝世俗的气概,在醉乡中实现对不如意现实的超越。
诗人与酒结缘的历史不能算是很悠久。
真正把诗歌与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诗人是曹操,曹操之前,酿酒技术至少已经发明了两三千年了。
在那两三千年里,酒跟诗歌的关系,与一般软饮料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在曹操唱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后,诗人们这才纷纷端起酒杯,边饮酒边吟诗,诗中有酒意,酒中有诗意。
酒之所以受到诗人们的青睐,跟它的两个特性有关:兴奋与麻醉作用。
兴奋作用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使他们进入亢奋、自由的创作情境,天真、浪漫、闲逸、欢愉、忧患、愤慨、悲怆,种种性格、情感都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化为诗情,凝为诗篇;
麻醉作用可以使诗人暂时摆脱世间礼仪俗套的拘束,在精神上超越名利的得失带来的烦恼,进入一种相对自由单纯的精神境界。多愁善感的诗人,人生坎坷的诗人,酒精是他们最合适的饮料。
引发诗人想象的诸多事物中,月亮与酒是两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月亮是冷的,可以引发诗人沉吟;而酒精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可以激发诗人欢歌。
唐诗里既有月神的沉吟,也有酒神的欢歌,两者都是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毫无疑问,没有酒精的兴奋和麻醉作用,唐诗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丰富多彩,这样瑰丽璀璨。
为了更好地了解唐诗,先来了解一下唐代诗人的饮酒情况,是大有必要的。
李白是一个兴趣多样的人,读书、做诗、剑术、学道、旅游、从政、隐居、饮酒,他都曾有浓厚的兴趣。
李白也是一个性格外向喜欢交游的人,结伴隐居、携侣同游、觥筹交错、灯红酒绿,他都曾热情洋溢地尝试过。
从他的一些诗歌作品中看,他的生活,似乎是快乐多多、色彩斑斓的,是颇为热闹的。大概正是因为这些,许多人都对他怀有较为浓厚的兴趣。
如果让他们在李白、杜甫之间做一个人生道路的虚拟抉择,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李白,而不选择杜甫。
理由大约包括,李白的人生较多快乐热闹,而杜甫的人生较多郁闷冷清。
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李白的快乐热闹和杜甫的郁闷冷清,某种意义上都只是他们的语言表达,是一种假象。
杜甫的人生固然充满着郁闷,不乏冷清时分。但是,李白的人生也绝不是充满快乐和热闹的。两相比较,李白的热闹快乐,应该没有杜甫多。
杜甫有人尽皆知的官宦家族谱系,李白几代之内来历不明;
杜甫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考试,李白只能通过非正常渠道(两度跟前朝宰相孙女联姻、向地方官员自荐、走公主后门等等)谋求仕进;
杜甫从小便跻身上流社会的交际圈(《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可证),李白青年时代只能做个县衙门跑腿的小吏;
杜甫夫妻恩爱一直有稳定的家庭,李白婚姻多变几度仳离……虽然同是失意落魄之人,但李白的失意落魄远比杜甫大得多,深切得多。
由于家族背景尤其是父亲祖父身份的不同,杜甫不妨哭穷诉苦,李白却需要说些大话装裱门面。
另外,这跟他们的思想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杜甫崇儒求实,李白崇道尚虚。
李白和杜甫刚好跨越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成为两个高峰,他们只相差十一岁,可是个性明显不同。我们称李白为“诗仙”,称杜甫为“诗圣”。
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是因为在诗的国度里,他是一个不遵守人间规则的人。
“仙”的定义非常有趣,李白本身建立起来的个人生命风范,不能够用世俗的道德标准去看待,比如李白的好酒,李白的游侠性格,李白对人世间规则的叛逆。
可以说李白把道家或老庄的生命哲学做了尽情发挥,变成一种典范。
杜甫是“诗圣”,“圣”与儒家学说有关,儒家生命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圣人,“圣”需要在人间完成。“仙”是个人化的自我解放,“圣”则是个人在群体生活当中的自我锤炼。
很多人喜欢争辩李白好还是杜甫好,其实生命里面常常充满两难,为什么一定非要选择其中一个?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喜爱他们?
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你一个人喝酒,感觉到生命的孤独与茫然,体会到李白的诗最美的部分;
有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地下道里面,你看到一个乞丐在行乞,也许你会想到杜甫诗中最感人的部分,你会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二者其实是不同的感动,我不觉得在皓月下喝酒的那个我,走到地下道看到乞丐就不会有悲悯之心。
这中间并不冲突,而是生命的两种完成,一味争论李白与杜甫哪一个更好,是把文化弄得小家子气了。
文学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让生命开阔的过程。大唐盛世的迷人不止是李白生命的丰富,更是李白与杜甫一起构成的大丰富,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又是同一个花园里开出来的花朵。
蒋勋先生说,历史上最让他感动的画面,是李白与杜甫在酒楼上坐下来喝酒,谈他们的生命理想。
李白、杜甫初遇于天宝三载(744年)夏天。李白遭赐金放还,准备客游梁宋,离开长安经过洛阳,在那里他们初次见面,一见如故。
当年秋天,他们曾跟高适等人相约一同游览梁宋。
第二年,杜甫再游齐鲁,秋天到达兖州,当时李白也自梁宋回到东鲁,两人有过一段愉快的结伴同游的日子,就是杜甫所说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李杜二人的友情是唐诗史上的佳话,杜甫因牵挂流放夜郎的李白,忧思于心,久而成梦,梦醒后写了《梦李白二首》。
杜甫在诗中,以梦见故友前的凄恻起笔,最后以梦醒后的感慨作结,可谓极沉郁悲痛之至。生死系念,堪称古今表现友情的压卷之作。
都说文人相轻,但是在唐代也有许多不但不相轻反而相推重的例子。
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为了谋求仕进,来到京城长安。一次在秘书省,雨后天气,秋月如洗,一班诗坛名流聚在一起吟诗作赋,玩联句成诗的游戏。
当孟浩然对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时候,举座赞叹其清绝,都停笔不再往下续。
从此,丞相张九龄,侍御史王维,尚书郎裴胜、卢僎,大理评事裴揔,华阴太守郑倩之等等,都纷纷跟孟浩然结为忘形之交。张九龄、王维更是对其赞不绝口。
这就是唐代,一个多情深情、兼并包容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