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见任继愈的前前后后
尽管任继愈先生对于毛泽东主席非常尊重，并且认为主席在哲学和宗教方面读的书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对于主席的某些观点，却并不盲目跟进。（郭改云/图）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畅谈宗教和中国哲学史问题。任继愈生前很少向人讲述接见的情况。到了1990年代，针对当时的特异功能热和有神论泛滥的情况，才陆续披露了部分讲话内容，但仍然不是全部。任继愈手书的详细谈话记录，直到他去世以后，才由家人发现。本文讲述了任继愈对这次接见的态度。——编者
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时年43岁，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编者）这件事，当时的学术界可说是家喻户晓，今天仍为不少人所关注。其来龙去脉以及影响，先生哲嗣任远、任重发表的《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6日）已有详尽说明。这篇文章，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角度谈谈老师对于这件事的态度。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不久，先生接见我们。一位女同学就提出，请先生讲讲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形。先生没有接腔，用别的话叉开了。从此以后，我和研究生同班的同学们，也就再没有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先生去世以后，有人说先生曾经和他们大谈毛泽东接见的情形，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不可能发生？
一位师兄见告说，先生有一次在党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的缺点，说是有点士大夫的清高，对于钱财不怎么看重。
土大夫是古代读书人的通称，其中主要是儒者。士大夫清高的缺点，近代以来论述者不少。然而这种清高也会轻易转化为新时代的清正廉洁。所谓清正廉洁，不仅是不重钱财，也包括淡泊名利，不屑于借名人和权威以自重。古代那些持身清高的士大夫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表现先生这种品质的，可由以下几件事佐证。
第一件是先生写的纪念他最尊敬的教语文的小学级任老师曹景黄的文章。其中讲到，曹老师讲到《论语》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时候，引用曾子说的“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并解释说，那些耸起肩膀、赔着笑脸的谄媚作态，比夏天在农田里干活还要劳累。然后列举社会上巴结上司、拍权势者马屁的事例加以说明，常常引得哄堂大笑。
还有一件事，是先生1939年在中央政治学校做助教。一次吃饭时，一位高级职员在饭桌上大讲蒋委员长曾亲自骂过他，并且原封不动、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讲者不以为耻，听者也都面露欣羡之色。此事使先生进一步感到国民党的前途无望。
先生在几十年后还能想起这些事情，足见这样的事情对他影响之深，从这里也足以见到先生为人的态度，也很容易理解先生为什么不大谈论毛泽东主席接见的事情。
有一次，我和先生谈起某个已经有些成就，但为人处事却令人难以恭维的学者。先生说，当年他曾想考先生的研究生。但是一见面，他就先拿出某某权威写给他的赞扬信。先生说，您还是考别人的研究生吧！
先生去世以后，北大陈来教授的纪念文章讲到了一件事：
做研究生和博士生期间，都拜访过任先生。这一期间，我对任先生识人的高明，特别推崇。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1978年入学北大做研究生时，有位南方某大学的青年教师来北大进修，也在我们的课上听课。此君极善交际，堪称奇才。不但校内文科老先生们皆被他哄得高兴，对他表示欣赏，校外北京中国哲学史学界的领导人物也都被他的忽悠所迷糊，跟他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老先生之中只有一位不为所动，那就是任先生。这位青年教师还善为奇诡之事，后来事发自尽，也不必说了。那时我跟任先生谈起。任先生说，这个人来，谈的都不是学问的事，只是说一些吹捧的话。这一点，使我对任先生非常敬佩。（载《哲人其萎，风范永存》，第87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这件事，我们也都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也都去听张岱年先生讲课，经常和这位青年教师见面。他总在我们面前讲点先生的坏话，远不像他在先生面前尽讲吹捧的话，所以听课一年之久，和他几乎没有什么交谈。后来听说，他因为不止一次嫖娼被拘，羞愧自杀，这就是陈文说的“奇诡之事”。嫖娼罪不至死，自杀也不必，但总算未失廉耻之心。当时听说他正在做一件与科学史和哲学史都相关的工作，也因此中断，至今尚无人接续，我为此感到惋惜。
先生不喜欢听奉承话，也不会说奉承话。冯友兰先生曾经评论说，任继愈这人不会向人献殷勤。冯的侄女冯钟芸教授是先生的夫人，很可能，先生即使对于女友，也不会献殷勤。这样的做人处世态度，要他大谈毛主席的接见，是不可能的。
任远、任重最近发现的先生关于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回忆记录，一共七八页。据先生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回忆，先生向北京大学领导写的报告，仅仅两三页纸，还没写满，像一篇新闻报道。如果这个回忆准确，则先生去世以后发现的这份记录，仅仅是为保存事实真相所留的、至少是生前并不准备公布的历史资料。
据任远、任重的文章，记录的内容，都是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胡绳和陈伯达。但是他们两个没有更多的讲话，所以没有记录。此外还有一项没有记录的，就是“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
这是一份资料性质的文件，一般说来，那些鼓励个人的话，可以不向别人炫耀，作为一份历史资料，还是应该记下来的。因为这是历史。那些“鼓励个人的话”，也是谈话的重要内容，应该记录。但是先生没有。也就是说，就连仅仅为留资料而保存的记录中，先生也不记那些“鼓励个人的话”。所以迄今为止，除了后来毛主席的一份批示中明确说到的“凤毛麟角”四个字以外，主席还有哪些“鼓励”的话，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
作为学生，我不大同意先生不记录那些鼓励个人的话。在这件事上，先生对自己的严格，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先生自己撰写的关于这次接见的文字，只有1978年12月20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不过文中没有讲宗教研究问题，讲的是毛泽东谈如何古为今用的三个事例。毛主席屈起一个手指，说我们学《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在对敌斗争中坚持不放第一枪；然后又屈起一个手指，说要学《左传》的“退避三舍”，在井冈山反围剿时，解放战争时打莱芜城，都曾经大踏步后退，甚至一退几百里，不止三舍；接着又屈着第三个手指说，我们学《礼记》的“礼尚往来”。对敌斗争，不无辜寻衅。敌人挑衅，也不立即报复。等待时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敌人。
当时是1978年，我的同学想请先生讲讲毛泽东接见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想见，那时候，关心这个问题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所以先生写了这篇文章。
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谈的主要是宗教研究问题。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却偏偏没谈宗教研究问题，讲的只是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因为如果谈到宗教研究，就免不了那些“鼓励个人的话”。先生不愿谈这些，所以只讲了古为今用，也算是对社会有个交代。
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的情况，主要是1991年后，《中华英才》《人民论坛》等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对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的情况作如下描述：
1959年10月14日凌晨2点半（习惯说是13日深夜），毛泽东主席派车把先生接到中南海。先生不知道是什么事，心情有点不安。见面时，主席开门见山地说：“你写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今天想请你来谈谈。”谈话首先涉及先生写的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说梁启超没有讲清的问题，先生讲清楚了。主席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主席问道北京大学有没有人研究道教和福音书，先生回答说没有。又问北大哲学系有多少人，先生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主席说，500多人的哲学系怎能没人研究宗教呢！谈话还谈到中国哲学问题。主席赞成先生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不赞成先生说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并亲自背诵《老子》中“道常无名”以及“视之不见”等语句，说明老子是唯心主义者。
迄今为止，主席和先生四五个小时的谈话，所能查到的，也就这么一点。其中哪些是先生讲的，哪些是记者们从别处得来的，已经弄不清楚了。
先生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公布这些材料？
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先生出生于1916年，1991年，先生75岁。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刚刚六十出头。我硕士毕业后，随即参加了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作班子。当时所谓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情不断见于报端。先生也不止一次在写作班子内讲：“我老了，现在只能作五年计划了。”直到有一次，我说我都听您说了好几次了，先生才不再对我们讲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先生六十多岁以后，常常有一种危机感，希望在他生前，把要做的事情做完。“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以后，先生更加感觉自己已到垂暮之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况，应该告诉人们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事件。
1990年代讲的内容，主要是宗教研究方面的。因为这时候，正是所谓“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时期，特别是特异功能大师们正得势兴时的时期。公布这些内容，也是对当时社会上有神论泛滥状况的一种回应。所以其中有一篇报道，题目就是《高扬科学和无神论之剑》。
毛泽东接见任继愈，主要是谈宗教研究问题，同时也谈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问题。因为学术界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所以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谈话中，毛主席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和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反。
这次谈话是1959年。1961年，任继愈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1963年，书编成出版。书中关于老子哲学，仍然坚持是唯物主义的。1964年，该书出第二版；1966年，该书第五次印刷，先生仍然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直到十几年后，也就是1970年代，先生才改变了看法。觉得说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也说得通。1980年代以后，先生仍然十分关注老子哲学的研究。先生的最后结论是，对于老子哲学，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界来评说，是不合适的。
这段事实的考察表明，尽管任继愈先生对于毛泽东主席非常尊重，并且认为主席在哲学和宗教方面读的书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对于主席的某些观点，却并不盲目跟进。学术界某些人说，先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后，就改变了自己对于老子哲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仅仅是一个小问题，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提出了“天才”问题。陈伯达选编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加以支持，成为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庐山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运动。
为了批判天才论，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学点哲学。先生被从五七干校召回，主持编撰《中国哲学史简编》。同时在编的，还有一部《简明中国哲学史》。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不久，对陈的批判转为对林彪的批判。后来，由于传统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林彪政变纲领的指导之一，于是批判林彪的运动逐渐加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成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不久，儒家和法家的分歧，逐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斗争。这年9月，一场以“批林批孔”为正题、“评法批儒”为副标题的思想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或称“评法批儒”运动，《简明中国哲学史》按照儒法斗争的线索作了修改。所谓“儒法斗争”或者“评法批儒”，直接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线索、指导思想问题。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要不要也按儒法斗争的线索进行修改呢？先生的答案只有一条：不改。尽管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然而不按儒法斗争写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就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当月，即1973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北京某教授的“读者来信”，来信中批评某些哲学史著作不讲政治，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当时哲学圈内的人们都知道，这几乎是点名批评任继愈的哲学史。而遭到《红旗》杂志的直接批判，其后果将严重到什么程度，今天的读者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以前的一些分歧，比如老子哲学的性质，仅仅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学术观点，可以讨论。那么，儒法斗争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哲学史的核心和指导思想问题。先生非常苦闷，觉得这哲学史没法研究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国家、社会培养几十年，总要为社会做点事情，于是先生想到了编写《佛教辞典》，觉得这样的工作涉及不到一般理论和政治问题。现在出版的、由先生主编的《佛教大辞典》，其基础，就是先生在那时开始准备的。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联合撰写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批示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定名为《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一生作过很多批示，但是这个批示，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当时全党很少有人像毛泽东一样意识到宗教问题的重要。也就是从这个批示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宗教学，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才正式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研究宗教，被提高为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战略方面的重要部署。而任继愈先生，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这篇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凤毛麟角”这个词，被认为是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先生宗教研究的高度赞扬。不过互联网上有文章指出，“凤毛麟角”仅仅是“很少”的意思，并不含有对作者赞扬的意思。
单从字面意义上说，互联网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正确的。“凤毛麟角”确实只是“很少”的意思。然而批示中也提到了《现代佛学》杂志。佛学杂志在当时也很少，为什么不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呢。因为这个杂志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而且“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其实，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先生谈论宗教研究问题本身，就说明，毛泽东主席对于任继愈先生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是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并且在接见的时候，明确指出，同意先生关于禅宗问题的见解，认为先生讲清了梁启超未能讲清的问题。所以，在这次接见四年多以后批示的“凤毛麟角”四字，毫无疑问，就是对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2006年年初，《光明日报》将发表一篇关于先生的访谈，希望我写一个关于先生学术成就的短文，和这个访谈配发。我的短文中，自然提到了“凤毛麟角”，并且后面还有“人才难得”四个字。我把文稿拿给先生看，先生指着“凤毛麟角”四个字淡淡地说：“这不过是说‘很少’”；指着后面那个“人才难得”说：“这是说邓小平的，不是我。”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任所长。有的文章说，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所长，也可以说有根据。因为批示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是有的文章说，是毛泽东主席让他研究宗教，这就不正确了。不是毛泽东主席让他研究宗教，因为在毛泽东主席批示的二十年前，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中，就对中国古代的儒佛道三教有独到的研究。说毛泽东肯定和赞扬他的宗教研究，是正确的；说是毛泽东主席让他研究宗教，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