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台前幕后：（34）昆明“一二一”惨案

早在1928年,龙云由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后,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这西南一隅,被称之为“云南王”，使得蒋介石染指云南的野心，一直不能得以实现，这样一个异己的存在,成了蒋介石心头一块长期的心病。

1932年,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特工总部在云南设立特务室,以此监视控制龙云的一举一动。

龙云当然明白，蒋介石打的是什么小九九,坚决加以反对，后来,还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裴存藩利用同龙云的私人关系,才勉强成立了中统云南省调统室,主任为查宗藩。

调统室成立之初,为了不得罪龙云,在上报材料时，一概回避与龙云有关的问题,有时，甚至不得不假意去征询龙云的意见，中统局本部对此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

西南联大校门 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以保卫大后方,疏散中央机关,学校为名,有计划地将其势力渗入云南,逐渐加强了在云南的中央势力,龙云势力相对被削弱。

中统也趁机在云南加紧渗透,扩大势力，先后打着管理抗战物资的幌子,在云南又设立了西南公路局调查室(内称“路室”)和川滇、滇越两路特别党部调查室(内称“两路室”)。

就这样,仅在一个小小的云南省,中统就建立了三个调查室，随着中央势力在云南的逐步加强,查宗藩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公然跟踪、捕人、暗杀。

为了给中统一点颜色看看,1944年,龙云出动人马逮捕了查宗藩手下的两个得力干将,中统局本部为避免同龙云直接发生摩擦,被迫对龙云做出让步,撤销了调统室设在昆明市区的四个情报组，中统势力在云南一度削弱下去。

1944年底,为了架空龙云,蒋介石宣布龙云兼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何应钦)，接着,又宣布龙云下属卢汉所部改编为第1方面军,准备出滇对日作战。

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立即命令卢汉率部开赴越南,在北纬 16 度受降线以北接受日军投降。

这时，龙云发现昆明城内只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宪兵团,而附近则全是中央军,于是急命从驻在东川的龙绳祖抽调一个加强团，星夜兼程赶来昆明。

可是,正在加强团抵达昆明喘息未定之时,蒋介石以武力解队龙云的计划付诸行动!

10 月3日晚,当龙云正在公馆里熟睡之时,蒋介石的人马开始了对云南省政府的围攻，龙云寡不敌众,只好宣布辞去云南省政府主席之职,来到南京，担任毫无实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派 CC系李宗黄乘专机赶往昆明，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为民政厅长。

由于卢汉在越南受降未归,因此，民政厅长代省政府主席,关麟徵为警备司令，至此,蒋介石实现了夺取云南地方势力的计划。

李宗黄到了昆明后,为给在云南的中统特务们打气,他招来中统三个调查室的头目,向他们表示，今后要在各个方面对中统的工作予以支持,并强调:

“为防止学运和民主运动蔓延到各县,要增加学运工作经费,在各中等以上学校里安插‘特别情报’人员,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

1945 年 10 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以 80 万大军首先向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发起了进攻，此举遭到国人的一致反对。

1945 年 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组成了反内战联合会,提出“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的主张。

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延安广播在联大、云六等校学生中传播时，许多同学已有组织反内战分会的要求。

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以行动响应中央号召，22日决定召开一次以反内战为内容的时事讲演会，请几位敌人不注目的教授讲演后，发表一个通电即行散会，并立即分头具体布置落实，在学生群众中酝酿。

学生们的行动,为特务们事先得知，24日，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主持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并派人前往云大威胁校长熊庆来，要他不借礼堂（即至公堂）作会场。

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又函告联大当局，不得举行任何集会，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联大地下党组织决定避免硬碰硬，将会场移往大西门外联大新校舍，改为以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主办的校内集会。

当时，课余校内集会已成习惯，地方政府从未干预，为稳慎计，学生自治会请张奚若教授向关麟征疏通，同时，也将上述决定向联大当局作了说明，此时，联大已收到省府和警备部的公函。

代常委叶企荪认为，学生开会一事，“似无劝阻必要”，表示同意学生在校内举行时事晚会。

25日，时事晚会7时在联大举行，除昆明四所大学同学外，还有昆华、天祥、南英、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同学参加，另有部分新联和工盟动员来的工人和职业青年以及各界人士，人数约5000人。

大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委王瑞沅主持，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四位教授分别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论述中国不能打内战。

晚会进行中，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军队把联大新校舍层层包围，多次向会场低空发射冲锋枪、小钢炮，子弹从人头上飞来飞去，群众伏地听讲，讲演照常进行。

随后，特务又将电线割断，灯光熄灭，大会立即点燃原来准备好的汽灯，群情镇定，晚会仍坚持下去。

这时，有一个人自称老百姓，不顾讲演程序，要上台讲话，跳上台后大放厥辞，说是“内乱”不是内战。

台下云南昭通籍学生孙志能（党员）递上一个条子给主席台，告知此人不是老百姓，是云南昭通人，叫查宗藩，是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

于是，大会主持人王瑞沅在台上立刻揭露了这个特务的真面目，在群众的怒斥声中，他被学生纠察队带出了会场。

与会师生在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昆明各大学全体同学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的通电》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

事后,调统室的特务背地都这样议论说:“老查真是个笨蛋,谁不知道他是个大特务,硬要亲自出马出洋相。”

学生在自己校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以枪炮进行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中规定：人民享有的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最粗暴的践踏。

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慨，多数同学彻夜未眠，纷纷要求罢课以抗议，中共联大第二党支部党员、民青二支李凌和吴鸣锵等在新校舍发起要求罢课的签名，当夜签名的达500多人，各种抗议书贴在民主墙上。

一夜间，学生到处酝酿串联，联大新校舍、南院女生宿舍，联大师范学院都纷纷响应罢课的要求，理学院的学生为响应罢课，凌晨把上课号令敲击的半截钢轨藏了起来。

民青第一、二支部及党的第一、二支部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都认为群情愤慨已极，须支持群众的罢课要求。

为了掩饰向学生集会开枪这一事实，中统云南统调室让中央社发消息推卸责任。

26日，昆明《晨报》载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说：“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告，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这一造谣，更增加了群众的愤怒情绪，罢课的要求立即传遍全校每个角落。

26日起，联大、云大、中法等学联常委派出联络员分赴全市各大中学联络，尽管有国民党三青团员在学生中公开反对，但每天罢课的学校不断增加。

11月27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限令各校交出学生中活动分子黑名单，限28日无条件复课，关麟徵说，学生在校内有开会自由，他在校外亦有开枪自由。

11月28日，昆明市学联组成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五校为罢联常委，各校学生自治会也相继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简称“罢委会”），统一领导罢课事宜。

昆明市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向国民党云南当局提出复课要求：

一、追究射击联大学生事件的责任;

二、取消禁止游行的非法禁令；

三、保障学生的人身自由；

四、限期中央社改正诬蔑爱国师生的无耻滥言,向参加大会的人员道歉。

同时，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战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四项要求:

“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云南国民党首脑李宗黄、关麟征及中统等特务机构等贯彻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妄图把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镇压下去。

“以宣传对宣传”，即指使各报发表反动社论：“不是学潮是政潮”，“不是内战是内乱”；国民党中央社又以通讯、读者来书种种方式统发新闻，强令各报刊登，对学生罢课极尽诬蔑之能事。

学生在街头游行声援 图片来自网络

针对着敌人造谣，罢联会出版发行《罢委会通讯》（由工盟金永康等主办的地下印刷厂印），驳斥国民党诬蔑，指出国民党当局以武力威胁反内战晚会的师生为“匪”，这正好证明国民党当局反对和平坚持内战。

罢委会还开展不听中央社造谣，不看《中央日报》的运动，在近日楼等处张贴罢委会大壁报，并派出宣传队，向市民宣传，以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以组织对组织”，是指国民党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11月27日在小东门灵光衔薛家巷警备总部某部召开会议，组成“反罢课委员会”。

邱任总指挥，下设行动、情报、破坏、撕毁等组，机构设在如安街三青团云南省支团部，并盗用联大滇省籍以及川陕晋冀鲁等外省籍学生名义，反对罢课。

学联争取了多数学生，联大云南同学会发表《驳斥宵小盗用名义发表谎言并告同胞书》，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反罢委会；外省籍同学会亦纷纷发表声明，否认有所谓反对罢课之事，争取了滇省籍及外省籍学生。

中统云南统调室还“以行动对行动”，11月27日至30日，有组织的特务每队5人、10人、30人、50人、100人不等，到处横行，殴打学生，捣毁学校。仅29日，学生被打事件就有25起，被捕事件15起。30日，联大师范学院、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壁报及罢委会办公室均被捣毁。

从11月28日起便有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各罢课学校强迫上课，粤秀中学门外架起机关枪两挺，对学生进行威胁；市立中学门外停有吉普车一辆，见学生会负责人即绑架而去；昆华中学则被军人驻扎，关上校门，禁止与外界联络；昆华女子师范亦被关起大门，强迫复课。

自罢课以来，特务到处殴打学生，形势很险恶，当时学生的情绪很高，反动派的压力越大，学生的反抗越是激烈，社会各界和昆明市民对学生的行动热情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学生。

29日，部分联大教授召集罢委会同学开会，出于对学生学业和安全的考虑，闻一多、吴晗等多位教授表示了担忧，他们在谈话中告诫学生，如继续罢课，将危及学校前途，荒废学业。

针对教授们这些观点，联大同学并没有针锋相对，表示理解，但同时坚持，如果无条件复课，必将使民主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增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事后，罢委会派出代表，分头访问各院系负责人和有影响的教授，向他们说明：学生罢课是迫不得已，只要当局能接受学生提出的一些最起码的要求，就可以立即复课。

经过多方努力，进步的教授更加积极地支持学生，中间派教授态度也有所转变。最后，联大教授会通过了决议书，对地方当局侵害集会自由的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的抗议”。此外，罢课得到了民主派人士的广泛同情，民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学生在街头的宣传也得到了广大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支持。

但是，11月30日，在武成路、南屏街、华山西路等处，还是发生学生被便衣特务打伤、刺伤、手枪击伤事件多起。

当天，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等密谋镇压学生。

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周绅，率领特务在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演习投掷手榴弹，辎汽十七团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营业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大、中法大学都被武装特务闯入。

12月1日上午8时，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在五华山省政府参加卢汉就任省主席仪式后，即匆匆赶往华山南路省党部，同已集中的国民党骨干和便衣特务讲话。

会上,李宗黄批评中统云南调统室对“学运”重视不够,没有给学生们以必要的打击，命令所属特务、三青团员等在会后集中,准备采取行动。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省党部一个同情学生的会计员，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云大民青支部一位成员。

云大党员和民青支部立即向党反映并经罢委会采取紧急措施，并很快通知了联大，罢联会立即决定：整理内部，加强防御，准备战斗，党员和民青成员把秘密材料收藏起来，以防不测。

上午10时左右，中统云南统调室主任查宗藩率领近百人，暗藏凶器攻入云大，云大校门大门内有高台阶，同学居高临下，与特务对抗，特务不能得逞。

上午11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100余人由一军官率领，进攻联大新校舍，学生罗纪行、向大甘、张君平等被打伤。

暴徒攻击联大大门时，袁复礼教授前来劝阻，竟遭暴徒的野蛮毒打。

共产党员、南背中学教师于再和南菁教师张人鹤路过联大门前，见军人横蛮无理攻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前去劝告，亦被打伤。

于再见一军人正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线准备向校内投掷时，不顾个人安危，上前劝阻，手榴弹在其身旁爆炸，重伤牺牲。

“一二一”惨案之后的联大校门

中午12时，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周绅带领三青团骨干、第五军便衣队数十人向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猛攻，女共产党员潘琰英勇牺牲。联大同学李鲁连、昆华工校同学张华昌，亦于此时殉难。

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英中学亦于同日被捣。

总计当日牺牲师生4人，被打伤的，教授有袁复礼、马大猷等，还有云大医院护士马静成，共计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

这是自1926年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中开枪打死47人后，又一次出现政府在学生运动中，打死人的事件。

一二一惨案发生当天，立刻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怒火，原来对罢课不积极的学生，现在也积极起来了，很多原本未参加罢课委员会工作的学生也自发参加了。全市罢课声浪更加高涨，反对罢课的言论销声匿迹。

在社会各界的一致谴责下，关麟征到联大假装慰问、道歉，以后又派人送花圈一对，法币50万元，棺材两口，被罢联会严词拒绝。

“一二一”惨案四烈士 图片来自网络

12月1日下午，云大教职员发起声援学生的签名，他们发表《敬告各界书》说：“对于本市各大中学同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原则上表示衷心的同情与赞助”，认为国民党当局“杀死同学多人”，“实开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最后要求“合理的解决，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

12月1日晚，关麟征招待各报社时说，希望大家不要刺激学生情绪，公开横行的特务销声匿迹，反罢委会的公开文字宣传暂时收敛。

重庆国民党中央被迫电令云南反动当局：“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扩大。”

12月2日，“罢联”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从12月4日起举行公祭，全市大中学教师400多人公开声明“无限期罢教，直到学生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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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烈士灵堂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四烈士遗像上方挂着“党国所赐”4个大字，墙上张贴、悬挂着千余副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反动派的暴行。

当天，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邀请罢联代表报告惨案经过，并决议请政府保障学生安全。

12月3日，罢联公布了《告全国同胞书》，除了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外，还在原来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类关于昆明血案的要求：严惩祸首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抚恤死者，医治伤者；赔偿一切公私损失。

罢联还动员各个学校公开检举三青团特务，孤立反动势力。同时，还组织昆明大中学生张贴街头壁报，每天出动100-150个宣传队到人口密集的室外场所演讲，讲述一二一惨案的真相。

自12月4日起，罢联发布讣告：愿祭奠四烈士者，可来西南联大停灵处。自讣告发出之日起，每天来参加公祭的人络绎不绝。

12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要学生遵守纲纪，诬蔑学生运动“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

罢联公开回答，给以逐条驳斥。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宣布关麟征停职议处，派霍揆彰代理其职务。

随着运动进入后期，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对于学生提出的取消禁止游行之非法禁令、切实保障人身自由、中央社更正污蔑师生之荒谬言论以及政府支付安葬、抚恤、治疗费用等诉求，国民党中央已经事实上接受，核心的矛盾在于追究11月25日射击联大事件（涉及到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和惩治凶手，虽然关麟征已经被停职议处，但李宗黄和邱清泉依然逍遥法外，这两个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反动派自然不会轻易退让。

12月9日之后，运动的高潮逐步褪去。在12月9日之前，联大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总数的1/3，12月10日以来逐步下降，到14日，已经降到1/4。

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咄咄逼人，威胁全体教授辞职，并扬言如果继续罢课下去，则将解散西南联大，各个学校提前复员，将继续罢课的学生交给警备司令部去处理。

12月9日，卢汉（云南省主席）发表《告各校同学书》，要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法律解决”，卢汉、朱经农、霍揆彰等代表国民党政府邀请罢联会代表谈判，对惩凶等项要求，则说，“将秉承蒋主席意旨办理。”

12月10日，云大教授讲师80多人也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尽快复课，许多中间派教授也认为罢课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是，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发表社论和文章，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

不过，运动已经到了后期，惩凶的诉求涉及到反对派的核心利益，很难通过继续罢课争取成功。如果无限期罢课，将会失去广大中间学生和教授的支持，使进步力量陷于孤立，最终，罢委会一致通过，将复课最低要求由七条修改为五条。

12月14日，卢汉前往联大吊唁被难师生，《新华日报》在12月15日第二版新闻中有“卢主席招待学生代表经过”消息，报导了学生代表所提条件，卢汉对学生所提条件例如保障人身自由、赔偿损失、抚恤公葬等一一作了答复。

“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出殡游行 图片来自网络

12月25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停灵复课宣言，宣言指出，大冤未雪，死者尚含冤九泉，必须等待李宗黄受到撤职处分后，才决定出殡日期。

27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45所全体学生一律复深，全市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同时复教。

宣言发表之同日，在《中央日报》等各报刊登了复课启事，内称：本市各大中学三万同学为反内战争民主举行罢课以来．为时已经一月，兹决定即日起，宣布复课．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同学在此郑重声明，对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自当继续努力，对罢课以来各界之同情与支援，深致无限谢意。

1946年3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号召“一切民主力量对国民党保持法西斯统治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

蒋介石在全国民主力量和昆明学生一再抗议下，被迫宣布免去李宗黄本兼各职，经昆明学联决定：3月17日为四烈士出殡。

1946年3月17日，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地走过街头，当天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作了语带悲愤的讲话，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1946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计处向行政院请拨抚恤专款签呈称“昆明学潮，系宪警机关处事不当，而致引起，所有全案死者抚恤，生者救助，伤者医药，应由中央指拨专款，拟即在本年度第二预备金项下拨发五千万元，迳拨云南省政府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