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与“诗圣”（下）：第一个称杜甫为“诗圣”的是谁？

杜甫

第一个称杜甫为“诗圣”的是谁？

杨万里（1127—1206）可能是第一个说杜甫“圣于诗”的人，宋人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说，“诚斋（杨万里的号）谓李神于诗，杜圣于诗”。杨万里认为，李白的诗，如“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无待者神于诗欤”，杜甫的诗，如“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有待而未始有待也”，“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欤”。“神于诗”当然比“圣于诗”更高级，在杨万里心中，李白可以称为“诗神”，杜甫可以称为“诗圣”。

学界曾认为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是明人王嗣奭（1566—1648），他在《梦杜少陵作》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其实汪道昆（1525—1593）、王穉登（1535—1612）都早已称杜甫为“诗圣”，如王穉登在《 合刻李杜诗集序》中就说过：“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 圣可学，仙不可学。”张忠纲先生认为比王嗣奭更早的还有一人，“第一次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 大概是明代的费宏 （1468—1535）”。费宏《题蜀江图》有句“杜从夔府称诗圣”，张忠纲先生还认为“此时的诗圣还不是杜甫的专名”。葛景春先生则认为，“（费宏）只肯定了杜甫是半个诗圣，即杜甫从夔府以后才称‘诗圣’，‘诗圣’并未包括夔府以前的杜甫。 因此，这还不算对杜甫称为‘诗圣’的全面认可。”

葛景春先生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 的，是比王嗣奭更早的孙承恩。” 孙承恩（1481—1561）在《古像赞》中称赞杜甫“诗圣惟甫”。葛景春先生认为，“（孙承恩）指出了杜甫称‘诗圣’的唯一性。”

葛景春先生认为，费宏是第一个称杜甫为“诗圣”的，但是费宏只承认杜甫从夔府之后才称“诗圣”，所以葛先生认为孙承恩才是第一个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人。

不过，据本人检索文献，还有三人称杜甫为“诗圣”。元人王义山（1214—1287）《稼村类稿》中称：“子美夔州以前诗，大而化之，圣也；夔州以后诗，圣而不可知之，神矣。”如果葛先生说费宏只承认杜甫算半个“诗圣”（夔府之后），那么在王义山看来，杜甫在夔州以前就完全可以称为“诗圣”，夔州以后甚至可以称为“诗神”。

可能有人会认为，王义山只是说“圣也”“神矣”，没有明确提出杜甫是“诗圣”。如果非要一字不差明确指认杜甫是“诗圣”，还有两位李氏朝鲜时期的诗人排在费宏和孙承恩之前。

徐居正《四佳集》

李氏朝鲜文学评论家、诗人徐居正（1420—1488）在《题云山君所藏春山图》中称，“虽然我非诗圣杜子美，无才题咏吴松半江水。”又在《读岑嘉州集》中说，“盛唐人物总能诗，诗圣皆推杜拾遗。”这两处都明确指认“诗圣”是杜甫，特别是后者，“皆推”二字强调了杜甫是“公认”的“诗圣”。

任士洪《四佳先生集序》

李氏朝鲜燕山君的文臣兼外戚，把持朝政大权、主导朝鲜四大士祸之一“甲子士祸”的任士洪（1445—1506），为徐居正《四佳集》作的序文《四佳先生集序》称“诗圣于子美，而无韵则难读”。可见徐居正、任士洪都比费宏、孙承恩更早确认杜甫是“诗圣”。

很长时间“诗圣”并非杜甫专名

虽然明代以来，称杜甫为“诗圣”的越来越多，如清代叶燮“诗圣推杜甫”、李沂“子美诗圣”等多不胜举，但“诗圣”也不是专指杜甫一人。

有一些人把李白、杜甫合称“诗圣”，除了上文提到的杨慎，还有明人杭淮（1462—1538）在《挽李献吉四首用曹太守韵》 其一中称：“李杜得诗圣，迥出诸家前。”黄省曾（1490—1540）在写给老师李梦阳的书信中说，“李杜诗圣而文格未光，韩柳文豪而诗道不粹。”

除了李白、杜甫，陶渊明也被称为“诗圣”。明代诗人孟瑄《登小孤山》称，“我忆陶彭泽，千古称诗圣。”明代文学家王世贞（1526—1590）在《弇州四部稿》中说，“论诗，圣陶谢而贤元白。”他认为陶渊明和谢灵运算得上“诗圣”。同时他又认为，如论五言律诗、七言歌行，杜甫可以称为“诗神”，论七言律诗，杜甫可以称为“诗圣”，论五七言绝句，“诗神”则非李白莫属，论七言歌行，李白可称为“诗圣”。

徐居正《长湍西轩·与崔斯文（灏元）同赋》中称“同游崔子真诗圣，黄鹤楼中旧俊才”，他说自己的朋友崔灏元是真正的“诗圣”，甚至将其比作在黄鹤楼题诗的唐代诗人崔颢，这当然只是朋友间的吹捧，当不得真。

到明末清初，“诗圣”也并非杜甫专名。经学家阎若璩（1636—1704）对于同时代的贤士多有不满，但他非常佩服杜濬（号茶村）（1611—1687），“独许濬五律，称为‘诗圣’。”清末民初的史学家连横，还把舜称为“诗圣”，因为相传舜创作了《南风歌》《卿云歌》等，连横赞叹道：“有虞氏诚中国之诗圣矣！”

“诗圣”专指杜甫，可能还与乾隆和郭沫若的影响有关。唐代儒学地位相对不高，杜甫在唐代并未引起很大重视，宋明儒学复兴后，王安石、苏辙以及一些明代理学家贬低李白，尊崇杜甫。如清人仇兆鳌所说，“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明人之论诗者，推杜甫为诗圣”。之所以尊杜抑李，乾隆就说得很明白，乾隆《再咏南池四首》其三：“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他以皇帝至尊下场给李白杜甫分出优劣。尊崇杜甫，就是为了把他塑造为“忠君爱国”的儒家典范，发扬教化万民的功能。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又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还承认“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郭沫若本人并不情愿把杜甫称为“诗圣”，他认为，“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辞世前的几年，特别倾向于佛教信仰……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他觉得把杜甫称为“诗圣”，“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不过可能正是由于他在书中反复提到杜甫的“诗圣”称号，反向强化了读者心中“诗圣”就是杜甫的认知。

而各种历史类、文学类、语文类教材和教辅，明确指出杜甫被称为“诗圣”，从此人们才认定了“诗圣”专指杜甫。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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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葛景春《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载于《中州学刊》2020年第10期。

张忠纲《说“诗圣”》，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李氏朝鲜]徐居正《四佳集》。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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