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家庭、父女和解，《我是监护人》结局俗套吗｜导演说
早在去年，《我是监护人》以《落地生》的片名入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提名名单。关于这部聚焦重组家庭题材的亲情电影，导演敬然也对一些创作设置进行了解读。
影片海报。片方供图
创作：
探讨家庭关系错位感，剧本打磨2年
早在2017年，敬然就开始创作《我是监护人》的剧本，那个时候这部电影还叫《落地生》。敬然在出品过《冰川时代》的好莱坞动画公司蓝天工作室工作过，因为在异国他乡，她想尽快融入当地的群体，并开始思考如何去表达“家”这个永恒的命题，“这种议题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涉及。现实生活中，我的父亲也是不太善于交流的人。比如说他遇到什么难处，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乐观。但因为这种不善于交流，会让父女之间有所芥蒂。这种现象，是石路以及好多人的一种共性，尤其是父亲跟女儿之间。一是性别差异，二是我爸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价值观跟我们都会有分歧、冲突，很多因素在一起就会有交流的错位。我希望突出错位感，写出一些家庭里的爸爸不是不爱女儿，而是他作为爸爸也会手足无措。”
剧照。片方供图
《我是监护人》的剧本一直改到2019年1月在纽约开机前，大方向就改了四次。石路的亲生父母离异，她少时便决定留学，在国外学习、打工都靠自己经营，但父亲在国内却悄悄再婚，还让她多了一个弟弟，这样的局面让本就不是很亲近的父女变得更为疏离，“二胎政策开放以后，很多朋友忽然多了弟弟妹妹，一开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手足无措的，渐渐的恐惧消失了，因为你在付出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爱。比如石路，她一直对弟弟充满了嫉妒，因为她非常努力，独自在外，尽力去融入异国的生活，而弟弟似乎生下来就拥有这些了。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石路也要从不接受到去面对伤痛。”
剧照。片方供图
拍摄：
王砚辉再演父亲，小演员拍戏不能超过4小时考验大
被问到创作《我是监护人》最艰难的是哪个阶段，敬然笑着表示都很难，但最难的还是筹备阶段，相反拍摄是最简单的。该片全程都在纽约完成拍摄。得益于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历，敬然想彻底排除这座城市阴冷、疏离的城市质感，突出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打拼的人的拼搏和倔强，而不是凸显一些地标，或是将电影的场景布置成为游客观景。
在景定好的情况下，找谁来扮演这对父女成为最大的问题。“主线是姐弟，但实际造成他们之间生活分歧的是父亲，所以女儿和父亲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首要考虑的元素。我们更看重的不是个体，而是这对父女搭配在一起会有怎样的效果。”敬然表示，片中的爸爸虽然做事不讨喜，但他心底还是怀着对儿女的善意和爱的，王砚辉一定是出演这位父亲的不二人选，“王砚辉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越善，演恶的人就能越恶’。在我最初的设想里，争执戏是爆发式的，包括选择尚语贤做女主角也是看中了她偶尔显露的攻击性，但王砚辉的表演却让她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父女间的情绪碰撞常常给她带来心有怒火但发不出去的压抑感。当有攻击性的人不得不压抑着自己攻击性的时候，那股扭着的劲其实比完全把情绪释放出来更让人压抑。”
剧照。片方供图
石路是个非常复杂的角色，敬然提到尚语贤时表示：“她的试戏非常顺利，眼神特别真诚。我记得当时试戏完毕后，将她的表演放在大银幕上，能感受到她的眼神是非常抓人的，跟王砚辉的互动也非常自然、合适。” 此外，拍摄时更大的挑战在于小演员。饰演弟弟的林靖喆才6岁，纽约当地的拍摄规定是8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在现场拍摄不能超过四个小时，“林靖喆的戏很多，开拍前也没有深厚的英语基础，但台词大多都是英文，好在他的妈妈对他的引导非常到位。他很有灵性，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繁重的拍摄。”
敬然在片场。片方供图
对话：
新京报：有些观众会认为影片的结局略为俗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结局？
敬然：在这个故事里，石路一直在寻找一个自洽的机会，自洽也是驱使她做这些事情的起因。比如她那么努力想进建筑公司，是因为她想要家的感觉。她带着想要家的意念去努力，我也希望她能走到自己想走到的终点。当时写剧本时，我也想过两个方向。当父母不爱你的时候，你如何接受这个现实，或者完全接受不了。我还是希望给大众一些温情和治愈，尤其片中的父亲认为他对女儿是有爱的，只是不会表达，所以影片的结局不是俗套，而是一种温暖。
剧照。片方供图
新京报：这部电影整体的色调让人觉得非常舒服，这样的色彩呈现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敬然：我认为电影的色彩要有丰富度，就像纽约这座城市有很多变迁，在其中的人也极其复杂，整个城市的元素也很杂，它的杂乱就是它的真实感。再加上当时我们选了老式镜头拍摄，可以加重画面中生活的质感，将背景压缩，让人物和背景的抽离感更强。因为电影体现了石路的孤独，我们希望把它从背景孤立出来，就有了这样的构图和色调。
新京报：下一部作品有计划了吗？是什么样的故事类型呢？
敬然：下一部作品就不会再做亲情片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很想做类型片，那种强节奏、强心态的类型片。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