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成功还原了传奇晋商乔致庸和大德通票号的兴衰起落史
2006年2月，由著名女导演胡玫执导，由陈建斌、蒋勤勤和马伊琍等人联袂出演的《乔家大院》在央视一套首播，谁知开播即爆，丝毫不逊于现如今的《狂飙》。该剧以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作为线索，真实再现了一代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成功拿下了当年度的国剧收视冠军。
《乔家大院》全剧的主人公名叫乔致庸，是清朝末期最成功的晋商，因为乐善好施和深明大义还被当地人尊称为“亮财主”。1818年，也就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他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的一户商贾之家，字仲登，号晓池。
乔致庸
乔致庸的爷爷名叫乔贵发，也就是电视剧中提到的“贵发公”，这是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由于自小就父母双亡，他只能在舅舅的豆腐坊干活，还时常遭受舅妈的冷眼，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内蒙古去闯荡，也就是所谓的“走西口”。
走西口也称为“走口外”，是山西、陕西和河北等地的民众前往长城以外内蒙古草原进行的垦荒和经商活动。现如今，各类专家和学者都盛赞此举加强了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间的交流。不过，这在当时却是无可奈何的求生之路，非常的辛酸！
抵达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后，乔贵发在一家当铺做起了学徒工，硬是靠着聪明伶俐和吃苦耐劳的劲头才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渐渐的，他开始独自经营自己的草料铺和杂货店，还从弱到强拥有了自己的商号“复盛公”。
得益于乔贵发的经商头脑和手段，“复盛公”成为了整个包头地区最大的商号，涉及范围也涵盖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乔家大院》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虽然有些夸大之词，但也并非无的放矢。
创业成功后，乔贵发才在山西祁县老家成亲，迎娶寡妇程小翠并且接连诞下了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三个儿子。最终，他将家族产业传给了小儿子，使之成为了当地最大的晋商。
1756年，也就是清乾隆二十一年，乔全美在乔家堡村大兴土木建造院落，形成了现如今乔家大院的最初规模。他有两个儿子分别是乔致广和乔致庸，准备培养长子继承家业，准备培养次子参加科考，可谓是“左右逢源”和“官商两通”。
乔全美过世后，大儿子乔致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掌舵人，而二儿子乔致庸则继续埋头苦读。不过，由于国家的内忧外患不断，民不聊生和兵荒马乱之下自然生意举步维艰。
面对此情此景，乔致广顿感压力山大，突患重病后竟然英年早逝。由于身体素来不好，而且还长年奔波经商，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临终前只能安排弟弟乔致庸继承家业。
无奈之下，一心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乔致庸只能受命，扛起了重振乔家雄风的重担。不过，由于他从未涉足过生意，全族上下和大小股东都秉持着怀疑的态度，《乔家大院》中出现的那段“退股风波”，并非完全出自虚构。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饱读诗书的乔致庸走马上任不久，很快就让所有的怀疑者都闭嘴了。因为，他的商业天赋和经商头脑远远超过了大哥乔致广，甚至超过了父亲乔全美和爷爷乔贵发，担得起“儒商”的称号。
作为乔家的第四任掌舵者，乔致庸本着“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准则，一步步成为了全县乃至全省都最著名的商户。不过，这些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让他坐享其成，反而激发了更大的动力和干劲。
成功？我才刚刚上路！
为了顺应形势需要，乔致庸将“大德兴”改名为“大德通”，将原先主营的茶叶、粮食、皮货和药材等业务转向了票号业。从此以后，乔家票号逐步扩展到了全国的主要商埠和码头，一度成为整个满清帝国最大的票号。
问题来了，何谓“票号”？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金银的汇兑业务，到清末时期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银行的许多职能。不过，这个行业既不是发端于山西，也不是出现于清朝，最早在唐朝时便有了雏形称为“飞钱”。据《新唐书》记载:
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飞钱”的出现，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商人从事大宗长途贸易时携带金属货币不便的困难，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只能在大城市之间流转，地域限制十分明显；其次，商人和富户借此聚敛铜钱，加剧了社会的钱荒；最后，经常会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信用度不断降低。
接下来的宋、元、明三朝，类似的汇兑虽然一直都存在着，但受到纸币流行的挤压而一直未能长足发展。直到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随着各地贸易的日益频繁，该业务的优势才真正体现出来，会票的概念也终于应运而生。据《论钱币》记载:
令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
到了明末清初交替之际，汇兑业务开始大范围的流通，成为了民间商人的首选。而关于票号的具体产生年代，有人认为是康熙朝，有人认为是乾隆朝，有人认为是嘉庆朝，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是道光初期。据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载:
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和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由上不难看出，清朝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也越发的明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和疆域广袤的国家，大体可以分为内陆十八省、五个将军辖区和藏青蒙疆四藩部。
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政府和商人都期盼货币的周转流通可以“更快”，当然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因此，旧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方式都必须进行改变，只有向信贷领域过渡才是出路。
余秋雨曾在《抱愧山西》中这样记载:“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皆因为这里诞生过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平遥商人雷履泰将原先的颜料庄“西裕成”改成了“日升昌”票号，一个足以影响历史的行业就此出现。可以说，这是一个专营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和金融机构，极大地顺应了社会发展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很快就以祁县、太谷和平遥这三县为核心扩展开来。
由于山西商人已经实现了“货通天下”的目标，涉及的茶叶、皮货、粮食、药材、绸缎和瓷器等货物甚至抵达了俄国、日本、南洋乃至西亚和欧洲。因此， 传统托镖起运金银的方式已经难以实现，“票号”的出现终于将各种难题都迎刃而解。
“日升昌”票号为了架设自己的网络，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成都、西安、长沙、开封、重庆、奉天、厦门和苏州等三十多地设立了自己的分号。而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俄罗斯、朝鲜、日本和南洋都找到了合作伙伴。
票号的业务量不仅越来越大，业务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从单一的汇兑扩展到了存款、贷款和中间结算。显然，随着分号的频频设立，它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但远未到“汇通天下”的地步。
作为最富远见的晋商，乔致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市场，于是集中精力和财力创办了“大德通”票号。在克服万难后，他终于将该行业推向了高潮，这段历史可以参照《乔家大院》的剧情，其中演绎得非常精彩。
西域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却被霸占了一千多年，直到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收回。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皇帝对这次“故土新归”非常欣喜，当即赐名为“新疆”。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外列强的虎视眈眈，腐朽的满清政权早已经自顾不暇。期间，隔壁的恶邻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英国暗中怂恿阿古柏发动叛乱，奥斯曼帝国也在蠢蠢欲动伺机插手新疆。
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希望出兵抗敌，终于在1875年被慈禧太后任命为钦差大臣平定新疆。不过，清廷的国库已经入不敷出，根本拨不出足够的银两来充作军饷，只能向国外借款和国内募集。
在国家危亡和民族大义面前，乔致庸没有丝毫的犹豫，慷慨向西征大军捐赠了大量的军费。通过“抬棺出征”，西北的战事终于被平定，左宗棠在奉旨回京的途中专程拜访了乔家大院，还亲自题写了一副对联: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1900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了“八国联军”联合侵华。清军和义和团一触即溃，慈禧太后仓惶带着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城，踉踉跄跄前往陕西西安去避难。
与平时的出巡不同，慈禧在逃亡途中非常狼狈，用“人困马乏”和“缺衣少食”来形容实不为过。途径山西境内时，她们的吃穿用度早就捉襟见肘，随行的内阁大臣桂春只得出面向当地的富户进行筹款，或者说“化缘”。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平日里向来都卑躬屈膝的商人们，这次却对慈禧太后避之不及，竟然没有一家愿意资助他们继续西逃。此时，只有乔致庸代表乔家率先表态，除了愿意出借二十万两白银外，还将这一行“难民”亲自接到票号内休息。
一路逃亡到此的慈禧太后又惊又怕，又累又饿，终于体会到了“国难思良将”和“乱世出忠臣”。于是，她在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后，亲自为乔家题写了四个字——福种琅环，至今依然悬挂于乔家大院的正门。
庚子国难结束后，凭借着之前的“雪中送炭”，清廷将各省的公款汇兑业务都交由乔家的票号打理，自然赢得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根据《山西票号史》记载:
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时每股分红是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三千两，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时每股分红一万七千两。
这是票号业的黄金发展时期，乔家票号一年的资金流水就高达八百万两白银，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粗略统计后发现，乔致庸除了拥有号称“北方民居建筑明珠”的乔家大院外，还在全国各地拥有店铺两百多家，总资产在两千万两白银以上。
凡事有兴就有衰，有起就有落，票号行业也不例外。由于以乔家为首的山西票号业与清廷之间太过密切的资金往来和依赖，也最终成为日后衰亡的最大诱因和隐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05年慈禧太后过世后，摄政王载沣开始掌控朝政，清廷开始效仿西方国家设立了户部银行以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接着，全国各地应上缴的款项都不再通过民间票号，相当于对公业务消失殆尽。而且，新成立的度支部还设立了官办的交通银行，开始蚕食和抢夺原本属于票号的其他业务。
国家贫弱，民族受辱，个人再富有何用？晚年的乔致庸尽管白银铺地，但心中却并不开心，反而感觉异常痛苦。正如《乔家大院》中他对着镜子说的那段台词：
热情，我的勇气，白白地浪费了，就像一道阳光落进深渊里。
1907年，乔致庸带着满腔郁愤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89岁。他的一生共有过六个妻子，因为家规森严不准纳妾，后五房夫人都是续弦，先后诞下了六个儿子乔岱、乔景仪、乔景侃、乔景俨、乔景偁和乔景僖。
乔致庸认为自己的长子胸无城府，根本不是继承家业的合适人选；二儿子则是性格跋扈，遇事不知反思和总结；四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言谈；五儿子最像自己，压根不喜欢经商而一心只读圣贤书；六儿子从小体弱，尚未成年便不幸夭折；最终，他选择三儿子继承了家族生意，也成为了下一代的掌舵者。
由于业务范围和利润水平都被不断挤压，各家的票号都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即便如此，它的厄运依然没有结束，很快就在1910年遭遇了英国人麦边的“橡胶股票风潮”，使得积攒的白银大幅流失。
如果说，山西票号业在面临不利经济局面时尚能苦苦支撑的话，那面临重大政治变革就难以抵挡了。一场辛亥革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据吴钩在《山西票号的信用》中记载:
辛亥革命前夕尚有二十六家票号存世，之后便逐年递减。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还在垂死挣扎中。
1914 年，随着最早的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晋商票号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闭，从此进入了尾声阶段。具体到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仗着祖上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虽然继续营业，但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中原大战
1930年5月至10月，蒋某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河南、山东和安徽等省爆发了一场新军阀混战，史称“中原大战”。结果，冯玉祥兵败后逃亡，由乔家在包头商号提前垫支的军需和粮草自然是血本无归，保守估计损失银元一百五十万块以上。
1937年7月，驻守在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通过军事演习进行挑衅，前线区区的联队长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下令炮击宛平城，从而直接引发了卢沟桥事变。到了10月17日，随着敌人攻占了包头，开始疯狂掠夺所有的资源。
包头是乔家生意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所有的店铺和存货都被抢劫一空，几代人的心血也在瞬间付诸东流。抗战胜利后，乔家的商号虽然短暂复业，但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辉煌。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乔家本就惨淡的生意再次迎来了危机，放出去的贷款根本无法收回，而存款人却纷纷前来提款。最终，本着诚信经营的理念，他们即便变卖店铺和货物，也终于将所有的债务还清，将所有的存款兑现。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但票号实在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于是，乔家从1952年开始破产程序，成为晋商中落幕最晚和最体面的一家，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文史不假个人认为，票号既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那被新的事物所取代也是一种必然。无论是辛亥革命、中原大战、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都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在新式银行出现以后，票号业没有痛定思痛迅速改进，反而对这一新事物产生了浓厚的排斥情绪，继续沿用旧有的管理体制和模式。所以说，独守旧制和固步自封才是自身消亡的根本原因。
平心而论，票号业虽然已经消亡了几十年的时间，但对于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它所创立和坚守的许多制度和理念依然值得后世不断借鉴和学习，比如“义在利前”和“诚信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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