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和汤若望与宣武门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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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天一站一景之北京地铁2号线宣武门站，首先追溯宣武门的历史由来，接着探秘关于古有宣武门专走囚车说法的原因，最后的一站一景是打卡宣武门天主教堂，了解与天主教堂在北京发展的两个关键人物。
目录
01 宣武门的历史由来
02 古有宣武门专走囚车的说法是真的吗？
03 一站一景之宣武门天主教堂
宣武门位于西城区中部偏南，宣武门西大街、宣武门东大街与宣武门内大街、宣武门外大街交会处，可与4号线换乘。
宣武门是明清时北京内城九门之一。元代称“顺承门”，明正统年之前沿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扩建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修城楼、瓮城后，取东汉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义，改称“宣武门”。因与位于正阳门东的崇文门对称，故有“左文右武”之势，意味“文治武功，江山永固”。清朝入主京城后，“宣武门”的名称一直沿用。
宣武门城楼高30余米，为三滴水檐歇山式重楼建筑。在其瓮城内，原有砖砌的“五火神台”（亦称阏伯台、火星台），雨季时以水淹神台的位置来判断城内积水的状况，适时开门宣泄城中的雨水，故有“宣武水平”之说。宣武门曾是京城西部内外城的唯一通道，往北是西单、西四商业区，往南是菜市口、骡马市商业街。在此门之外不远处曾有多处墓地，送丧（灵车）的人多出宣武门，故有“灵门”之称。清代刑场也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押送死囚的车马也出宣武门，于是此门又俗称为“刑门”“死门”。清朝时曾对宣武门的城楼加以修葺，但其规制基本沿袭明制，民国年间箭楼被拆掉。
民国初年京城改用铁炮报时，钟鼓楼不再使用，每到午时正点，宣武门瓮城上的铁炮便会响起，声震四九城，人们以此对时，故称“宣武午炮”。
1949年后，宣武门城门洞宽和高度已不适合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尤其是无法为无轨电车搭建电线。1952年3月，在宣武门东侧城墙开辟了一个豁口，并在豁口外的护城河上架起了混凝土石桥，交通车辆均从此通行。
1965年修建地铁时，宣武门城楼及附近城墙皆被拆除，在城墙原址建设地铁，护城河被填平为路。宣武门城楼、城墙和护城河从此不复存在。此后数十年间，宣武门外大街不断被拓宽，成为京城西部南北向的主干道。
老北京有九门走九车的说法，其中宣武门专走囚车，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其实，我觉得宣武门走囚车，也是为了不绕远。
这个说法比较好解释，在明朝的时候，处决犯人的地方是在西单北边的缸瓦市到西四牌楼一带，因为明朝的刑部大堂和看押犯人的牢房都在西单牌楼的西北边，也就是现在二龙路（当时叫二龙坑）的地方。从牢房把死刑犯人押解到缸瓦市到西四牌楼一带是非常近便的。所以在明朝就不存在宣武门走囚车的情况。
到了清朝的时候，处决犯人的地方改为菜市口了，押解犯人到菜市口的囚车进出宣武门就比较正常了。宣武门瓮城外的西北角由清政府的刑部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是为了起到教育百姓、震慑坏人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所以在清朝，宣武门走囚车完全是为了近便，不绕道，也不是说就一定规定囚车必须走宣武门。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概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唐贞观九年，第二阶段是元代，前两次都由于某些原因而中断，基本上是灭顶之灾。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这次传入中国，基督教得到长足的发展。明末清初也是天主教在北京的发展时期。但受西方宗教和文化熏陶的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在观念上对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观念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与此同时，这些传教士自身的宗教观念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宗教观念的挑战。在这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和宗教观念相互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部分传教士采取了适应中国国情、遵奉当朝的法规和习俗，并且努力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教义中寻找契合点。
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应该说非意大利传教士马泰奥·里奇——利玛窦莫属。利玛窦是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为了传教，他按照和尚的装束打扮自己，后来又留胡须、蓄长发、戴上儒冠、穿上儒服、坐轿子，尽可能使自己像一个中国人。利玛窦开创了耶稣会传教士尊重中国社会制度和礼教文化的先例。
为了吸引中国的士大夫，采取了“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传教方式。由于利玛窦的努力，天主教在元朝灭亡以后重新出现在北京地区。宣武门教堂就是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创建的。宣武门教堂，也称“无玷始胎圣母堂”，人们习惯地称为南堂。利玛窦建立南堂后，在教堂里开办教会图书馆，展示西方的天文仪器、地球仪等，以此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兴趣。当时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南堂就成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载体。
明朝一品大员徐光启看到利玛窦《山海舆地图》和《坤舆万国全图》，产生了仰慕之情，便加入了天主教。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会“三大巨头”，也被称为“圣教三杰”，他们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1610年5月11日）去世。当时明神宗下令“以陪臣礼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即今北京车公庄三塔寺藤公栅栏传教士墓地。
南堂后面的风光，完全是汤若望的功劳。明清易代之际，宣武门天主教教堂里的传教士也被限期搬出。教堂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却泰然自若地坚守在南堂，不但不搬出，反而大胆地上书清政府：“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刻，尚未完竣，而版面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夥。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理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第二天清朝统治者便法外施恩，并下令保护汤若望和教堂。并诏谕天下：“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还特颁布满文告示，并张贴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
清朝入主中原后，出于修历的客观需要，对这位通晓天文、历法的德国传教士十分器重，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清顺治元年八月（1644年9月），汤若望精确地推算出全国各城市的日食时刻，使他在清朝的地位得以巩固。顺治皇帝将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赐给汤若望，而且还赐银一千万两为建堂之用。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亦争相捐助，连顺治皇帝的母亲也为在宣武门修建大教堂赏赐了银两。 清顺治皇帝曾24次到南堂巡视，与汤若望长谈，并且亲切地称汤若望为“玛法”（玛法是满语尊师之称）。
顺治帝去世后，汤若望失去了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反对西法制历的杨光先上书参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得到鳌拜等人的支持，汤若望被判死刑。后在孝庄皇太后干预下，汤若望等传教士被赦免。但不久后，汤若望逝于南堂。一直到康熙亲政后，才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宣武门教堂曾数次受损于地震、火灾，又历经数次重修扩建，因此能保存至今，都是数代神父苦心经营的结果。现在所看到的教堂是1902年至1904年间重建的，大门为中式风格，进门后有汤若望铜像和花园假山。东院是教堂主体建筑，西院则是一些配房，供神父和教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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