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王光美临终前，抱起双拳向女儿作揖，女儿泪目：我承受不起

2006年10月13日，刚过完85岁生日的王光美，在子女们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平静地走完了她这传奇的一生。

悼念仪式在北京北海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举行，那一天305医院告别室沉寂在庄严而肃穆的气氛中，告别室外花圈似海，挽幛如云，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篮花圈。

王光美的子女之所以选在305医院告别室举行悼念仪式，那是因为305医院不远处就是王光美的出生地——当年的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

26岁时，王光美就是从这里飞往革命圣地延安。

……

1921年8月25日，王光美出身于北京名门。

翻看她父亲王治昌的简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

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改修商科。

毕业回国后，报名参加科举，考取商科举人。

民国成立后，任农商部参事。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深受其看重，遂任代理农商部部长。1919年，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2年又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

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被冠以当时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

除了有一个显赫的父亲，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叔叔是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革命烈士。

王光美在家中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兄长，下有四个妹妹，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及所受到的高等教育，除长子王光德早逝外，王治昌的几个儿女后来都成为了社会栋梁：

次子王光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曾任李宗仁的经济顾问；

三子王光超，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著名皮肤科专家；四子王光杰（后改名王士光），清华大学毕业，著名电子专家，“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之一，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五子王光复，抗战空军英雄，抗战时期先后驾驶战机打掉日寇飞机八架半（半架指与另一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而当时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九架，他居第二；

六子王光英，辅仁大学毕业，中国光大集团创始人之一，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长女王光美，辅仁大学毕业，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幸福工程”发起人，该工程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万；

次女王光中，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著名幼婴教育专家；

三女王光正，高级助产学校毕业，著名妇产科专家；四女王光和，原北京口腔医院院长，著名颌面外科专家；五女王光平，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党委书记。

满门栋梁，这样的教育成就，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是凤毛麟角。

王家十一子，除长子王光德早逝外，剩余十子个个都能成为栋梁，除了有他们自身勤奋刻苦、聪明伶俐的原因，更多的原因是王治昌和董洁如教导有方。

王治昌不但学识深邃，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开明、嫉恶如仇，1925年他的挚友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深知此事不同寻常的他，见民国政府对此事的调查敷衍了事，自己又无能为力，愤而辞去所有公职退出政坛。能为朋友放弃高官厚禄，可见其品行。

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与王治昌相比，她也是丝毫不逊色。

作为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董洁如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

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有文化教育又通情达理，她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无论男女全部都送他们到学校读书，一路将他们送到大学的校园。

在品格上，董洁如对孩子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教导他们先学做人，再学做事。

如此，出生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礼的家庭，王光美和她的哥哥、妹妹们又岂能不优秀呢？

王光美从小天资聪颖，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在那个年代，很少有母亲会把女儿送到大学读书，多数人都会选择让她们早早嫁人，但王光美的幸运就在这里，她的母亲董洁如本身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所以对于女儿的教育上，她从未有过半点想让她辍学并早早嫁人的念头。

在母亲董洁如的支持下，王光美不但顺利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更是成为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

本来，王光美并不是止步于“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而是有机会能为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博士。

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后，她考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此时，若王光美选择赴美深造，她绝对会成为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的女博士。

然而，王光美没有。

为什么王光美没有选择去美国继续深造呢？

因为她接受了一个在她看来要远比去美国深造更为重要的任务。

1946年春节，也就是王光美即将准备前往美国留学的这一年，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找到了王光美，交给她一张纸条。

纸条上说，我党准备与国民党、美国三方组建一个负责实施停战协定，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邀请她去军调部担任中共方面的英文翻译。

很多人不明白，此时王光美并没有加入我党，为什么我党会邀请她担任己方的英文翻译呢？王光美被我党选中担任翻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我党严格筛选并慎重考察的。

王光美此时虽没有加入我党，但她与我党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光美和她的哥哥妹妹们就经常自费为我党领导的八路军采购急需的药品，并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药品送往革命根据地。

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更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彼时中共北方局与延安的联系以及敌占区的大量情报，许多都是通过他用秘密电报传送的。

王光美本人在读大学期间，就与我党有了联系，当时她的联络人就是后来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和董洁如对我党也很友善，曾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安全撤离。

如此，正因为王家与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王光美本人也心向我党，对我党很是向往，且精通英文，博学多才，所以我党才决定邀请她去军调部担任我党的英文翻译。

此时，王光美收到我党的邀请，颇有些踌躇不前。

这时，她已经收到了美国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且还是全额奖学金，但是只是犹豫片刻，她便毅然下定决心，放弃去美国深造的机会，接受我党的邀请。

王光美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细细想来也不奇怪，她的家人都是心向我党的，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王光美又怎会不心向我党呢？

自大学时接触到我党的进步思想，王光美就早已在内心做出了决定。

王光美拿着纸条，先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上头，之后拿着钱俊瑞开具的介绍信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找到了时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

王光美的到来，李克农很高兴，当时我党最缺的就是文化人，何况是王光美这样的高材生。

我党早前就对王光美进行了细致且严格的考察，所以李克农没有问太多的问题，经过大致的了解后，第二天就给她安排了代表团的工作，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主任们担任英文翻译。

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代表团陆续离开北平。

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登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

机上除了王光美，还有两位乘客，一个是美方代表，另一个就是时任周恩来秘书宋平。

自踏上延安的那一刻，她的人生同中国革命的波澜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

革命圣地延安，这里一直是王光美心中向往的神圣的地方。

来到延安后，年轻又充满热情的王光美，很快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中。

因为精通英文，她被分配到由朱德、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

由于工作的原因，王光美有不少机会接触到党中央领导，其中就包括刘少奇。

晚年，王光美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刘少奇的情景时，这样说道：

“那一次，我和外事组的几个同事一起到朱老总那里串门。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和朱老总很熟悉了，所以在跟长辈一样的朱老总面前，我们没有任何拘谨，无拘无束地在老总身边闹腾，最后还非要朱老总讲讲在革命年代发生的那些故事。

朱老总被我们缠得实在没办法，就带着我们去找刘少奇同志。

到了少奇住所，还没进门，朱老总就急不可耐地冲着屋内大喊：“少奇同志，看我给你带来一些新朋友，欢迎不欢迎？”

边说边领着我们进了门，一下子就把少奇的住所挤得满满当当的。

刚进门时，少奇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看到我们进来，就赶紧把笔放下站起身说：“欢迎欢迎，怎么会不欢迎呢？就是我这个地方小了点儿，请大家到院子里坐坐吧。”

说完，就让身边的警卫员赶紧帮忙搬凳子去。

之后，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到院子里坐下，大家落座后，少奇跟大家一一握手，边握手边询问各自的学习、生活、革命情况。

我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又是坐飞机来的，不像其他同志历尽千辛万苦走到延安，我不好意思往前坐，就悄悄在大家后面站着，也不敢说话，只是跟少奇握了握手，报个姓名。”

因为第一次见面时，王光美很拘束，所以只是握了手，没有多说什么话。不久，国民党进攻延安，王光美随机关转移到瓦窑堡，后又到晋绥。在晋绥，她参加了土改学习班。

在这里，王光美再次见到了刘少奇，并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

这一次见面，王光美的记忆也很是深刻，她回忆道：

“一天，少奇路过晋绥，在这里停留歇息，上级就把我们叫到分局食堂一起吃了一个饭。吃完饭，我们就陪着少奇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这时我照例跟上次见少奇一样悄悄站在最后面。

没曾想，这次少奇却主动向我这边走过来。

‘我见过你，上次朱老总带着你们外事局的同志到我那里串门，你当时也在。’刘少奇操着湖南口音说道。

‘是，是我，我叫王光美。’我赶紧自我介绍。

‘你在这里干嘛？’少奇接着问。

‘我刚刚参加完土改学习班，现在准备下去搞土改。’我说。

少奇听到后，没有接着询问其他一些问题，而是说道：‘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走，先去晋察冀，那里现在也在搞土改。’

对于少奇的邀请，我没有接受，婉言谢绝道：‘我已经参加了在晋绥的学习，还是不动为好，要不然别人觉得我怎么在这儿学习又跑到哪儿去，脱离集体搞特殊化，谢谢首长。’”

这时的刘少奇其实已经对王光美心有所属，只是王光美当时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也很单纯，所以开始一直未有察觉，直到后来随着频繁接触，王光美才明白刘少奇对自己的真心。

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会合。中央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陆续迁到了平山县西柏坡。

此时，西柏坡不但成为了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和光荣的革命圣地，也成为了印证一段伟大的爱情故事的开始。

1948年8月21日，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在西柏坡举行了一场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几位工作人员就算是迎接队伍，把王光美这个新娘子从柏里村接到了西柏坡。

婚宴也很是朴实，几道家常菜就算婚宴的全部。晚饭过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都赶到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婚房，向他们表示祝贺。

刘少奇与王光美的结合，或许在许多人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刘少奇比王光美相差悬殊，刘比王大了足足23岁，且两人的性格也迥然不同，刘少奇严肃沉稳，王光美却活泼开朗。

王光美为什么会选择刘少奇作为陪伴自己到老的革命伴侣呢？

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对少奇是从敬重、同情到好感，再到恋爱的。”

在没有认识刘少奇之前，王光美就拜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被他扎实、富有远见的理论水平所深深折服，更是敬佩不已。

后来到延安、晋绥，再到西柏坡，多次接触后，王光美对刘少奇的了解越来越深，知道他的不幸婚姻，知道他生活无人照顾，知道他胃不好，知道他很会照顾他人的感受……

再之后，刘少奇种种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对人对事都是保持着绝对的热诚，让她从同情变成了好感，又从好感变成了喜欢，直至最后走到了一起。

婚后，王光美从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自此，王光美这个大家闺秀开始操持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且操持得很好。

对刘少奇，她在积极配合着他工作的同时，精心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亲自安排他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对刘少奇的子女，不论是亲生，还是非亲生的，她都是一视同仁，疼爱孩子，也从不纵然孩子，给予每一个孩子最为无私的母爱。

当时刘少奇与何宝珍烈士生的第二个儿子因为一直流落在外，长年动荡的生活使他耽误了不少学业，这时王光美就主动充当起他的家庭教师，每天都会给他补课；

何宝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曾在苏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回国时很是不适应，这时王光美给予她指导和帮助，使她尽快适应国内生活。

对于王光美无微不至的照顾，刘爱琴始终铭记在心：

“为了让我尽快融入社会，光美妈妈耐心细致地一点儿一点儿教我。”

“历经磨难痴心在，高山仰止母爱魂。”王光美晚年全身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创立了旨在为全国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中，有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特殊群体——贫困母亲。

贫困母亲们付出得最多，得到的却是最少，在中国贫困人口中，她们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在承受着生产、生育、生活三重压力时，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收入来源和平等的教育地位。

正如王光美所说：

“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孩子，但每一个人都有母亲，都领受过母爱的恩情滋润。救助贫困母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

1994年初，中国人口报社几位有识之士提出了发起实施“幸福工程”的设想，并将救助对象锁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

此时，他们在决定发起“幸福工程”后，推举王光美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救助贫困母亲这项任务十分艰巨。

当时，中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中起码有1500万贫困母亲，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待助群体，“幸福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庞大可想而知。

“幸福工程”草创之时，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所以承担起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当王光美接到请她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的邀请时，她却没有半点犹豫，毅然决然接受了这个千斤重担。

自1995年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10多年时间里，王光美不顾自己年迈的病躯，多次到偏远地区访贫问苦，且全身心投入“幸福工程”的运转当中，为此不惜变卖家产。

“幸福工程”启动后，她第一时间把党组织刚刚发给她的2000元过节费全部捐出。

为了筹措资金，她在1996年忍痛把母亲董洁如留下的珍贵古瓷器全部拍卖，将拍卖所得的5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幸福工程”。

后来，家里的东西都拍卖得差不多了，王光美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常常把自己的退休金和儿女们给的钱捐给“幸福工程”或是急需帮助的贫困母亲。

在王光美变卖家产支持“幸福工程”的精神感召下，许多人都开始纷纷为“幸福工程”慷慨解囊。

香港一位叫陈君实的富商，从香港的媒体上得知王光美的义举后，先后捐款200万港币。

印尼的一位老华侨得知王光美的义举后，也一次性捐款40万元……

如此，在王光美的奔走呼号与倡导下，“幸福工程”由小到大，先后在全国389个县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免费下发各种治疗妇科病的器材和药品价值1300多万元，治疗妇科病人21万人，为贫困母亲查体65万人次，累计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80多万贫困母亲。

王光美晚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幸福工程”中，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再也没有贫苦母亲，每位母亲都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2006年，王光美弥留之际仍不忘“幸福工程”，临终前嘱咐女儿刘亭亭一定要替她把“幸福工程”办下去。刘亭亭含着热泪对她说：“妈妈放心，‘幸福工程’的事，我一定会帮你做下去。”

此时王光美已经虚弱得说不出一句话，她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女儿，之后竟吃力地抱起虚弱的双拳，作起揖来。刘亭亭泪如雨下，抱着骨瘦如柴的母亲说：“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

王光美去世后的第4天，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授予她“中国消除贫困成就奖”。

这天，刘亭亭上台代替母亲领了这个奖，她哽咽地说道：“我不想讲母亲投身‘幸福工程’的成就有多大，而只想讲母亲的爱心有多大，因为一个人爱心有多大，对社会的贡献就有多大。”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那么，王光美这本人生之书，就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书，一本璀璨无比的书，一本勇往无前的书。

当人们去追思她灿烂的一生时，除了敬仰，更会受益良多。这位刚柔并济的伟大女性，一生跌宕起伏却矢志不渝，历经万千磨难却从容淡定，让人敬佩万分。

“慈容光照千秋史，懿范美垂四海情。”这是王光美去世时，首都群众悼念她的献词，不仅表现出了首都群众对她的敬仰之情，更是向世人无声诉说了她伟大的一生。

斯人已逝，德馨长存。

王光美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她的高贵品格却永远会被后人传承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