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梁山好汉中,绰号里以“病”开头的有三人:“病关索”杨雄、“病尉迟”孙立、“病大虫”薛永。老实说,这个“病”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应该是“疾病”。即按我的理解,“病关索”就是患病了的关索(关索,传说是武圣人关羽的第三子),强悍程度比健康的关索差一点点;“病尉迟”则是患病了的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唐朝开国功臣,猛将,曾单鞭夺槊,凌烟阁有其画像),强悍程度比健康的尉迟敬德差一点点;“病大虫”是患病了的老虎,凶猛程度比健康的老虎逊色一点点。
不过,后来我看了其他一些高人的解释,说这个“病”字并非用来修辞后面的“关索”、“尉迟”和“大虫”,而是一个使动用法,是“使……得病”。意思是使那谁谁谁犯难、犯愁、畏惧。相当于现在比较通俗的“鬼见愁”——鬼看见了都忧愁的意思。
也就是说,“病关索”的意思是“让关索看了都犯愁”;“病尉迟”的意思则是“让尉迟敬德遇到了就犯难”;“病大虫”则是指“老虎遇上了就无路可走”。
对这个解释,我感到非常满意。
毕竟,“病关索”杨雄使用的兵器是大刀,“病尉迟”孙立使用的兵器是铁鞭,他们让关索犯愁、使尉迟犯难,可不是比本尊更牛、更厉害?!
而且,梁山好汉的绰号,基本是建立在褒义、赞美的基础上的,赞美人家是关索、尉迟敬德、老虎一样厉害的人物,却又咒人家有“病”,不怎么符合逻辑嘛。
还有,以“疾”以“病”入名的,古往今来,最有名的不就是霍去病和辛去疾吗?为什么要在“疾”在“病”前面加个“去”字?归根结底,还是祈求健康平安。
然而,自从我读了余嘉锡老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我又不同意这种解释了。
余嘉锡老先生认为,宋江等三十六人起兵梁山泊,驰骋山东,官军莫敢婴其锋,后受招安,率其众徒攻方腊等事都是真实可考的。为此,他查阅了《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及《宋史》等书,一一罗列了记载有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条文,条条剖析。
在我看来,宋江等三十六人是否真的确有其人,尚值商榷,但施耐庵作《水浒传》,绝不是全部由自己一个人凭空虚构,而是借鉴了前人的许多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的。
记载宋江事最早最详者,无过于《大宋宣和遗事》;分列宋江等三十六人名号和赞语者,无过于龚开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赞》。
对于杨雄的考证,余嘉锡老先生举熊克《中兴小纪》,中有“建炎二年,秋,七月,先是朝议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杨雄皆自金境逃归”之语,认为这个杨雄可能就是梁山泊降人杨雄。而龚开《宋江等三十六人赞》中,关于杨雄的描述是:赛关索杨雄,“关索之勇,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即杨雄的绰号本来是叫“赛关索”而非“病关索”,在这儿看不出“病”字的本义。
再来看孙立。
余嘉锡老先生查《宋会要》第一百七十六册:兵一十第二十八叶,其中有“邵青……与其党单德忠,孙立,魏曦,阎应,分布遍满”之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四又有“擒获邵清,白身与补修武郎,有官人转七官,仍带阁职。摘获单德、孙立、魏义、阎在,白身人与补取义郎,有官人转七官”之语。
即孙立也应该是史有其人。
龚开《宋江等三十六人赞》关于孙立的描述是: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好了好了,看这赞语,意思很明确了:孙立是个跟唐初猛将尉迟敬德一样威猛的壮士,绰号里却多了个“病”字,如果能够去掉这“病”的话,就可以为国立功了。
想想看,“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如果能够去掉这“病”的话,就可以为国立功了。照这样来理解,那是不能把“病”当成使动用法——“使……得病”来理解了。
所以,没有必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这个“病”字,就是“疾病”的意思!
不信,我们来看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对病关索杨雄和病尉迟孙立的出场描写,事情就清清楚楚了。
病关索杨雄——“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
病尉迟孙立——“孙提辖下了马,入门来,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落腮胡须,八尺以上身材,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
面色泛黄,分别是病夫的模样啊。
小说《说唐》里面,山东好汉秦叔宝脚踏黄河两岸,锏打中原八方,可长期患痨病,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潞州落难、卖马当锏的情节,其最终结局也是病发咯血身亡。
别忘了,书中的敌人是怎么骂秦叔宝的——“黄脸贼”!
这“黄脸贼”,分明就是骂秦叔宝是一介病夫。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着重强调了杨雄、孙立脸色发黄,就是说他们长得象病夫,即患了病的“关索”、患了病的“尉迟”。
最后,想请大家讨论下,宋江等三十六人到底是史有其人呢?还是纯属小说家虚构?
历史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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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套书,蔡东藩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是这套书的忠实读者,他评价这本书:“读《二十四史》不如读蔡东藩!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我认为,这部书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读物,并且也可以作为爱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因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可以说,这套书就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课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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