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之——“第五代”导演的辉煌与落幕
2022年的下半场，“第五代”的二代们争相绽放。
张艺谋的女儿张末，父女联手，《狙击手》喜提金鸡最佳导演提名。别管是老带新还是新老交替的信号，总之，有些优秀了。
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经历了“阿瑟请坐”，以及《赵氏孤儿》、《妖猫传》、《将夜》的一次次实践，终于凭《点燃我温暖你》燃了一把。
冯小刚也因为陪女儿出国读书，不得不忙着辟谣和解释。
“二代”们以不同的方式竞相亮相，似乎是欲与父辈试比高。
毕竟可爱的“好大儿”陈飞宇，可是曾经对陈凯歌放话（口误）：“我希望几年以后，别人能说，我是你爸！”
还见缝插针和老爸比过身高！
只不过真比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因为，他们父辈的战绩，已经行至巅峰，成为中国电影，无法轻易超越的代言与符号。“第五代”导演，他们各自绽放，又高光汇聚，构成了百年影史中，风格鲜明而独特的篇章。
今天柴叔就随大家一起看一看，电影圈在百年历程中，这些为人熟知的“第五代”他们所书写的历史，缔造的故事和记忆。
“开山”与挑战传统
1977年高考恢复，正在咸阳棉纺八厂当工人的张艺谋得到消息，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闯北京。
28岁的张艺谋，陕西农村插过队、当过电工、搬运工，跑过宣传。省吃俭用买下一台海鸥照相机，搞摄影。
愿望是好的，但年龄与规定的“22”相去甚远。厚厚的作品集，招生老师看了直呼：我很欣赏你，但我不能收你。
张艺谋也不服输，多次找到有关部门，向负责人写信反映。
作品和真诚最终打动领导，破格进入北影摄影系学习。虽然一开始只是“旁听”，但张艺谋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坚持走到了最后。
此时“影二代”陈皑歌早就把名字改成了陈凯歌，北京四中念过书，西双版纳农垦局历练过，又参军，转业后进入北京电影洗印厂。
这一波也抓住时机，想考北大中文系，结果除了文学其他都不合格，遂落榜。
赶上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凭借自己满腹才学，成为报考难度极高的北影“78级”导演系中的一员。
这一届也的确是辉煌。
导演就走出了：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李少红、吴子牛、田壮壮、霍建起、胡玫。
演员也不乏张丰毅、周里京、沈丹萍、方舒，谢园、张铁林等，在影视界留下记号的面孔。
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精神上却仿佛有一种天然的一致性，叛逆而生动。
那时候经常有导演到北影，播放作品做“宣发”。但赶上张艺谋、陈凯歌这一波，场面通常很尴尬，他们人是去了，但不是去鼓掌的，而是为了贡献“嘘”声。
在他们看来这些老套而陈旧的影像如同“裹脚布”，他们渴望新空气，真正能打动自己的东西。
久而久之导演们都绕开北影，宁可不混脸熟也不找那难堪。
但郭宝昌不一样，他坚持带着《神女峰迷雾》勇闯北影，结果看得张、陈这些叛逆青年暗暗拜服，备受启发。
毕业后，张艺谋直接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一落地就赶上好时机，5月份厂里批准成立全国首个“青年摄制组”，应届毕业生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挑大梁。
随后就下达生产令，以郭小川的同名诗歌为蓝本，拍摄《一个和八个》。
不仅从导演、摄像到美工被广西厂的“青年组”包揽，郭宝昌担任了“不挂名”的艺术指导。
主角团陶泽如、陈道明，配角谢园、魏宗万，就连配音演员都不乏孙彦军这样的名字，放到现在仍然影响力十足。
进厂就独立拍片，在当时的电影界“史无前例”，影片也成为另一份“史无前例”。
一个遭陷害的敌后指导员，被与八名罪犯关在一起。他坚持不懈自证清白，刚毅忠正的人格魅力打动了这些被盖章认证的“恶人”。即使最终依旧没能为自己正名，但仍旧义无反顾站上前线。
故事并不复杂，但将关注点放在战争背景之下的“冤屈”与“忠诚”，“人”与“人性”的冲突。
对传统价值观，“阶级精神”、“民族情感”的巨大挑战与反叛，引起强烈反响。
大胆的静态不完整构图，如同黑白板画般线条分明，对传统审美的变革实现了中国电影的一次美学巨变。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但在那个特定环境中的“一个和八个”，却达到了共通，或许这就是可以称之为人类本源与共性的“性本善”。
何为正义、法理，何为善恶、情理，它们并非如同程序里的“0”和“1”确定而冰冷，而是充满了复杂性、现实性，有时甚至是抽象的、仅存于意识层面的。
《一个和八个》这部“第五代”的第一次集体作业，也被公认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
其中对人性的关注和申诉，也几乎成为“第五代”黄金时期的集体主旋律。
崛起与“石破天惊”
1984年蛤蟆镜、喇叭裤、霹雳舞成了“弄潮儿”的标配，春晚已经“连载”到第二期，朱时茂陈佩斯“吃着面条”将小品“带货”到千家万户。
第四代导演谢晋一部《高山下的花环》感动全国，至今仍有人视之为“最好的战争片”。
“第五代”导演也有大动作。陈凯歌，毕业后就近分配去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但一直没得到什么发展。这一年借调到广西厂和张艺谋汇合，一聚首就搞出了大事情。
作家柯蓝在散文《深谷回声》中所书写的“反封建与抗争”精神，打动了编剧张子良。
于是，《黄土地》应运而生。
本子到了曾一起“起哄”的老同学，陈凯歌和张艺谋手里，这对“像导”组合，一出手就是“石破天惊”。
初春，深入陕北搜集民歌的八路军文艺工作者，与大山深处的贫苦女孩翠巧。延安妇女的婚姻自由，与翠巧所背负的“娃娃亲”厄运。
翠巧对新生活的向往，与加诸在她身上无法逃离的现实。离去的顾青和他无法带上翠巧的无可奈何，婚后的翠巧决定挣脱，却又在奔向新生活的小船上，被翻滚的黄水吞没。
新旧的对撞，“信天游”里的古老与生命力，翠巧对新生活的向往与结局的悲怆，有着宿命的无言与深沉。
但宿命并不是陈凯歌要表达的主题，而是想去思考、寻找一个“根源”。
黄土无垠、长空辽阔，黄河水奔腾不息，民俗婚礼、安塞腰鼓与祭祀祈雨，张艺谋与陈凯歌所呈现的“人与自然”，宏大奔放、本能纯粹，有压抑沉闷的困境，更有山崩地裂的激情。
“豪门痞女”洪晃看了直呼：“搞艺术的人太厉害，跟他们一比，金钱是那么肮脏。”直接迷上陈凯歌。
影片还深深击中了一个21岁青年的灵魂：“整个过程泪流满面，看完之后我就想，我要干这个工作。因为，电影可以改变世界”。
这个青年就是贾樟柯。
巅峰、绝唱与“引子回旋”
《黄土地》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场“双峰会”，中国“西部片”的“母体”。也拉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序幕。
日后张艺谋定格“黄土”、“高粱”、长空与河流，缔造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一个都不能少》等极具个人风格和象征意义的作品。
《红高粱》自然、血性之“红”，高粱的繁茂丰盛，强烈的色彩，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蕴含着民族生生不息的意识与力量。
在原著所依托的时代，乃至电影上映的年代，其强烈的思想解放意义划破时空，有人评价：“张艺谋在《红高粱》里用一个镜头，为国人完成了一场划时代的启蒙”。
《红高粱》的意义不仅是捧回了亚洲第一座金熊奖，更让世界看到中国的颜色，也成为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一座巅峰。
陈凯歌则延续了“安塞腰鼓”、剪纸、窗花，交出了《孩子王》、《边走边唱》、《荆轲刺秦》等一个个主题不同，却拥有相似精神内核，具备深沉人文关怀的作品。
《霸王别姬》，段小楼与程蝶衣，演生与饰旦，既是好兄弟更是天衣无缝的搭档。一个深知戏非人生，一个入戏太深，中国传统戏曲与传统之下的“小人物”，历史宏观与个人微观，时代风云与爱恨纠缠。
风华绝代更如一曲绝唱。
1997年陈凯歌仍旧执着自我带来了《风月》，张国荣、巩俐演绎民国江南旧家族的爱情悲剧，周迅惊鸿一瞥崭露头角。
张艺谋则进行生涯中首次聚焦城市的探索--《有话好好说》。姜文、瞿颖、李保田，外加精彩客串的张艺谋、本山大叔，轻喜剧黑色幽默，留下了“安红，我想你”的经典喊话。
而其中的男主姜文，则早就鼓捣出了自己的“青春日记”《阳光灿烂的日子》。为宁静、夏雨、左小青、耿乐等一众如今的“中生代”留下“青春合影”。还让初出茅庐的夏雨捧回威尼斯、金马双料影帝。
这一年，内地第一家股份制营业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正式成立，12月份就整出了大动作《甲方乙方》。
葛优、刘蓓、何冰、英达、徐帆、杨立新、付彪……冯小刚则比《有话好好说》里“收破烂”的张艺谋还过瘾，化身“创业小组”成员之一。
“好梦一日游”看似不现实的外壳下，却是将小生活蕴含于大荒诞，在当时创业热潮以及实用主义风靡的环境下，既是对现实的投射、调侃与反思。
纯粹的“甲方乙方”利益关系、“向钱看”，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但过程中与人和社会的交流、互动，这群不切实际“圈钱”的人，却改换初衷，要把生意做成公益，最终“流产”。
他们从自我现实出发，却最终达成“帮助别人，陶冶自己”的自我实现。一份“乌托邦”式的浪漫与温情，随着笑声渗透神经。
也实现了影片另外两个名字：“比火还热的心 ”、“你不是一个俗人 ”，从开篇处的接近反讽，到结局处的完美契合。
看似是几个“京片子”在线斗嘴，《甲方乙方》却更像是《我爱我家》、《编辑部故事》，甚至是《大撒把》这些风格鲜明的“京圈”文化的一次集合和升华。
“1997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如同总结，更像引子，每每回想感慨良多。
影片投资400万喜提3600万票房，开创了特定档期、导演“风险共担”两项“第一”。
39岁的冯小刚登上“内地贺岁片之父”的位置，也成就了他关于《一九四二》、《集结号》的思考与表达。
“第五代”与中国电影
在冯小刚带来《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贺岁“三件套”的时候，曾经在别人的作品里“有话好好说”的姜文，开始说自己的话，让别人无话可说 。
赶在这“二十年”的末尾交出答卷，坐稳“第五代”的交椅。
姜文无疑是大胆的，甚至是无惧审判的。
如果说《一个和八个》是“好人”与“恶人”的“交锋”，所带来的人性冲击。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在开场处包裹了一个突破正常惯性，甚至是情感的“人际关系”。
但正如它海报上黑白分明的单词释意。
儿时的经历告诉姜文：“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而他想将这些悉数传递，去警世，让那些为了曾经的痛苦而愤怒的人明白，“敌人”二字的真正含义。
真正的铭记历史，是要站在历史的荣耀与尘埃之上，守护好我们的现在与将来。
姜文的语言独特、犀利，带着强烈的“汉子”气。台词与镜头语言暗含深意，这使得他的“民国三部曲”在下一个“二十年”，成为“第五代”中最鲜明、记忆最深刻的存在。
这些年，张艺谋奔走于冲奖与“奥运”的全面自我实现。陈凯歌执着于用寓言故事展现自己放不下的悲剧与戏梦人生，冯小刚则忙着在现实与自我间来回切换。
而“站着挣钱”的姜文，则忙着“让子弹飞一会”。
但有趣的是。
姜文却向来不认为导演有所谓“断代史”：“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五代这件事。我一直不认为是可以用‘代’来衡量创作者的。”
冯小刚自我调侃：“根本划不上代”。
而张艺谋更像是一个总结者：“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充满了自信，因为我们综合了上下两代的优秀素质，又与他们不同。”
这也像极了他们各自成长经历所造就的个性。
陈凯歌的导演父亲和高级编剧母亲，以及他所浸润的皇城文化、仕子文化造就了他的文人情怀和才子“范”。
张艺谋祖上从“临潼大户”到落魄“军官后裔”的家境流转，工人经历与对人与自然的体悟，则成就了他的西北情节，以及执着于黄土更不安于黄土的深沉力量。
冯小刚和姜文，则分别经历了各自父母的“离异”，而冯小刚的教师父亲，姜文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父亲，则为他们各自注入了原始“基因”，也在日后被不断放大。
“第五代”他们从一出生就获得了初始“剧本”，在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碰撞后，演绎出为人津津乐道不可复制的人生，构成了极具代表意义的精神财富。
而不管对“第五代”这个称呼是否认同，他们都拥有着高度的自我意识，有着同款激烈反叛的姿态。这份个性中的共性，或许这就是他们被共同用来代表“一代人”的原因。
在他们的身前，是“第四代”，经历了形式技巧的模仿与变革，纪实美学、现实主义热潮，渴望深化探索与创新突破做出的启发与引领。
“第五代”人则从其中获得变革的灵感与动力，而他们本身所蕴藏的创造活力，与时代的浪潮碰撞，不断突破形式、固有框架对思想、情感的限制与禁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所以也才有了《红高粱》的红，《蓝风筝》的蓝，《霸王别姬》的气质格局与文化内涵，有了顾长卫、姜文、冯小刚各自的“三部曲”，以及如田壮壮般，平静之下的力量与自我坚持。
正如张艺谋所说：“我们这一代就是要破，打破旧的传统、旧的框框，在破中求立。”
即便只是“为了打破而打破”，也已经足够震撼。而“自我”向来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成就着不可替代，一方面也会不自觉地陷入“自我表现”。
但功不掩过，过也不可抵消功。他们成就于时代，也成就了时代。
1961年电影“寓教于乐”口号的提出，1962年首届百花奖《红色娘子军》获奖。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彩色动画《大闹天宫》在巴黎掀起“中国热”。
新中国电影在底蕴理性与豪情中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不断抗争进取、反思，与时代并进，达成了求真务实融合真情实感的美学体验。
行至“第五代”，随着《红高粱》惊艳柏林，《霸王别姬》征服戛纳，中国电影展现出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入一个多变、个性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时代。
也达成了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中国电影的第二个华点。
这份前所未有的视听语言，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也深刻影响着时代。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程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影40周年聚会期间，陈凯歌曾说：“中国电影第五代这棵大树，也慢慢会枝叶飘零。”
但飘零（落幕）的终极意义不是完结，而是新生。“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代际”之分，是为了表述、记录更为了传承，激励后来人“上下求索”。
影史百年记录着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有泪水、有心酸，有笑容，有自信与辉煌，美的体验与感动，这是人生，也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的天然属性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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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神灯 】
【责编 | 语非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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