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而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而距离我们最近的“变法”,是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世界前列。
然而,说起变法的鼻祖,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在《史记》、《战国策》等史书中都惜墨如金,令后世无法尽知,这个人就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李悝。正是在李悝变法的帮助下,魏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并在战国初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可以傲视四邻的魏国。而商鞅见秦孝公所携带的文书正是由李悝所著并在魏国实施的《法经》,也是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的重要参照。
李悝(kui),偃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
李悝变法的背景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并被周天子承认,标志着历史演进进入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进入了更残酷的阶段,天下的局势变得比以前更加混乱,诸侯之间的统一兼并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势,灭国战是这一阶段战争的主要特征。
对于新生的魏国而言,虽然是强大的晋国的遗产继承者之一,但魏国内外矛盾丛生。于内,贵族势力强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君的权威,贵族权力过大会带来什么后果,魏国比谁都清楚,三家分晋的教训足够深刻;于外,魏国处于四战之地,西有强秦,南有蛮楚,东有富齐,北有韩赵,四个方向虎视眈眈,外交压力巨大;经济实力上,魏国比不上韩国,军事实力上,魏国比不上赵国。
所以,对内整治国政,压制贵族,发展经济,对外整饬军备,加强国防,就成了魏国君主的头等大事,变法就成了魏国实实在在的需求。
我们知道,变法很难。变法难的并不是没人能够想到应该如何做,而是变法需要打破国家的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会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所以,变法需要国君的强力支持,也需要有变法者的义无反顾。商鞅变法,秦孝公与卫鞅是秦国变法的君臣联盟,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与王安石是变法的君臣联盟,戊戌变法,光绪帝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是君臣联盟。
在李悝变法中,魏文侯与李悝结成了牢固的君臣同盟,使得变法得以顺利进行。
李悝最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他能够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由于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魏文侯任其为相,开始全面推行变法。
废除贵族世袭制,建立官僚体系。
当时的战国,各诸侯国的朝政都是把持在贵族手中,贵族们在以卿大夫的身份,一方面帮助国君治理国家,一方面逐渐成为了国家的毒瘤,三家分晋是这样,田氏代齐还是这样。所以建立专业的官僚体系以取代贵族组成的卿大夫们是李悝变法的第一项重要举措,这项举措使一批人才脱颖而出,这其中就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战国初期的著名人物,甚至魏国一度垄断了战国前期的人才输出,包括辅助秦国成为战国之首的卫鞅、公孙衍、张仪、范雎等人均是出自魏国。
废除贵族世袭制,这是中国古代史中的第一次,也为奴隶制度敲响了丧钟,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中国与西方很大的一点不同是,我们的国家尽管历史悠久,却很少出现那种基于血统的大贵族,相对于血统的高贵,白手起家、书香门第更能得到人们的崇拜,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不再信奉贵族的力量,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正是从李悝变法开始的。
自从李悝颁布新法令之后,贵族的权利大为削弱,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甚至一些平民奴隶阶层,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战功或其他方面的才能得到破格提拔,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突飞猛进。
废井田,鼓励垦荒。
土地改革是李悝变法另一个重要内容。李悝变法正式废除了实行千年的井田制度,采取“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打破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李悝变法确立了农民的重要地位。在李悝颁布的法条中,用了极大的篇幅去保障农民的利益,这一点在商鞅变法中也被完整的继承。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时刻面临战争的国家,土地和粮食是重中之重,如果任由土地兼并、谷贱伤农,则会伤及一个国家的根本,所以李悝不惜一切代价去“重农”。
尽地利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里完成。
实行法治,撰写《法经》。
李悝变法在魏国境内推行法制,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法经》共分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建制,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法经》这本珍贵的典籍失传了,后人已经无法看见这本珍贵的来自战国的法学启蒙,只能通过各类史书记载来推测《法经》的内容,其中最有力的参考就是商鞅和韩非子两个人的著作。相传商鞅见秦孝公所持的典籍就是《法经》,并成为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的重要参考性文件;《韩非子》中大量的内容据说也是脱胎于《法经》,当然流传到韩非子的时代,法家思想比李悝时代已经更加成熟,所以韩非子的许多思想已经是李悝的“加强”版本。
《法经》流传下来的一些制度,已经具有了现代法律的雏形,例如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保障农民的权益,废除贵族世袭制等等。
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
李悝对魏国的军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度横扫诸侯国的魏武卒就此诞生。该制度重点推行对军队士兵的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
自李悝变法之后,魏国国力大增,迅速开始扩张,其中遭受打击最大的便是秦国,因为魏国国力强盛,秦国屡屡战败,竟然从战国初期一直被魏国打压了几十年,至献公时期甚至濒临灭国,这与人们心中那个战无不胜的秦国相差甚远,直到商鞅这个法家另一重要人物的出现,秦国才开始崛起,而商鞅使用的,也正是李悝传下来的思想。
李悝变法的影响
李悝的改革,不仅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而且开启了战国诸国变法图强的时代,就包括商鞅在秦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些变法图强使得战国七雄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革新逐渐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动,最终坚持变法成果的秦国笑到了最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李悝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变法,其内容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不仅揭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而且在魏国首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李悝之死
关于李悝的去世传言,有两个,一是说,李悝寿终正寝;一是说李悝自杀身亡。
李悝在魏国实施变法过程中,身兼大法官,审理案件。有一天,和以往一样,这个审理的案件也不算复杂,但被告人在审问中主动招出了三年前的一场谋杀案。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来是件好事,但李悝的脸却变得煞白。由于三年前那案件现已结案,也是他亲自审案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在三年前被误判为凶手并处决了,由于李悝的误判,害死了无辜的人。李悝为此束手无策,依照他自个定下来的《法经》,这是死罪!最后,李悝写好遗书,自杀了。
第二个说法是,李悝变法受到魏文侯的肯定,他在仕途上可谓是顺风顺水,李悝成果受到魏国人民的认可,最终得以寿终正寝。
但依据李悝死后变法逐渐被废止的情况来看,李悝大概率还是受到了清算,魏国也在新法废止后逐步走向了衰落,不禁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