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花边文学》里的勘误表

作者| 李磊

图1 《花边文学》民国二十五年初版本普及版

按：《花边文学》是鲁迅晚年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4年（民国二十五年）所写的杂文六十一篇。之所以称为“花边文学”，“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侯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该书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初版，并由鲁迅亲自设计封面。

近日在潘家园书摊购到一本1951年9月版《花边文学》。这是继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等版本后，在建国后出的第一个新版本。回家后翻阅，发现书后附一张勘误表，共计七处。逐一查对，感觉云里雾里，遂索性在旧书网上买了一本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联华书局的初版本进行比对。

图2 《花边文学》1951年版勘误表

序号

1951年版正文

1951年版勘误表

1936年初版正文

1

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

美 -> 美。

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

2

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有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有 -> 要

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3

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尸。』

冢 -> 葬

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尸。』

4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裁制而自杀的记事

裁制 -> 制裁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

5

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常『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常 -> 嘗

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常『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6

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有看懂的古书......

决 -> 决没

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7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八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

八 -> 七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八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

这一比不要紧，发现除第2处、第4处、第6处为明显的印刷错误外，第5处“何常”改为“何尝”，其实可改可不改。但其余三处却都还颇值玩味，不妨说来与大伙聊聊。

顿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1处勘误为《未来的光荣》文中“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句中“南美、”应为“南美。”。这个自然说得通。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在1936年《花边文学》初版本中该句为“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该用“、”处全部为“，”。这一下勾起了我的兴趣——不妨考证一下顿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这里要先讲明一点：若单纯讲“、”符号的出现，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句读”中早已出现。句，标形为“○”，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句号；读，标形为“、”,虽与顿号相似，但其作用却相当于今天的逗号。我想探究的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顿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区别于古代的“句读”，我国近现代第一套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是在1919年4月由胡适为首，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等6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的《请颁布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该案于1920年2月2日由北洋政府教育部以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发布实施的，要求通行“。，；：？！“”—— ……＿＿ ﹏”等12类标点。这是中国第一套法定标点符号，其中所定的“点号”有两种形式：“、”和“，”，相互通用，其作用包含今天意义上的逗号和顿号。但在当时的一些宣教书中实际并未采用“、”，如1922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新式标点符号使用法》。

图4 1922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新式标点符号使用法》

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和使用需要，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研究整理，于1951年9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布了《标点符号用法》。这是中国第二套法定标点符号，共列出标点符号14种，包括“。，、；“”：？！—— …… 《》.”，其中正式将“、”符号作为顿号单独列出。

图3 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第一版《标点符号用法》

那么，“、”符号作为顿号是在1920年至1951年之间的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

这就要说到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是他首先在其著作《作文法讲义》（1922年）的附录中提出，把“、”和“，”分成两种不同的标点符号，并分别定名为“顿号”和“逗号”。

图4 陈望道先生早年照

随后在1930年，国民党教育部在《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中，将顿号列为公文使用的14种标点符号之一，以政府文件的形式首次确定了下来。

图5 1930年国民党教育部《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

因此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顿号是在1922年“诞生”的，陈望道先生可称为现代顿号之父！

让人疑惑的“七十二疑塚”诗

第3处勘误为《清明时节》文中“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尸’”句中“冢”应为“葬”。感觉用“葬”似乎是更通顺些了，可是查看1936年《花边文学》初版本中该句竟然依旧为“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尸’”。如此看来，是1951年重印此书时的编辑改的了。那又凭何依据敢于擅改鲁迅先生大作呢？我想无非两种，一是与鲁迅先生原稿核对过，证明初版本即印错了；另一种便是找到了这句引用诗的原句。

然而该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24日的《中华日报·动向》，年代久远，报纸的保存最为不易，恐无从核对。最大可能是后一种，因为联系此句前后文：“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塚，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塚之内乎。”

读过《聊斋志异》的人是不是感觉眼熟？对的，《聊斋志异》卷十《曹操冢》文中写到：异史氏曰：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编辑是不是也曾看过《聊斋志异》，所以才将“冢”改为“葬”的呢？那又为什么不把“遍”改为“尽”呢？

图6 《聊斋志异》

还是回到刚才所说，或许编辑认为蒲松龄老先生引用的也不是诗的原句！

那蒲老先生所说的“后贤”的原诗是啥样呢？明朝一个叫陶宗仪的人（估计就是蒲氏所指的“异史氏”）在《辍耕录·疑冢》中说了：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馀机至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陶宗仪点评此诗是“此亦诗之斧钺也”，入木三分。《全宋诗》第二十九部（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录入了此诗，名为《漳河疑冢》。

图7 《全宋诗》第二十九部（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真是不理不知道，一理吓一跳。“七十二疑冢”诗在不同时期出现竟出现四个版本：在《全宋诗》记录的宋代为“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在《聊斋志异》的清代为“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在《花边文学》初版本为“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冢君尸”；在《花边文学》1951年版则为“遍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尸”。这“真是没有法子想”（注：鲁迅《花边文学》书《清明时节》文中语）。

图8 曹操墓发掘现场

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认定，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就是曹操墓。该墓果真是在漳河南岸。

所谓有“七十二疑冢”的曹操墓都找到了，而“七十二疑冢”诗反倒让人迷惑了。

鲁迅是“偶然看见”《翁山文外》的吗？

最后一处勘误为《读书忌》文中“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八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句中“八年”应为“七年”。1936年《花边文学》初版本中该句也是如此。看来鲁迅先生确实是把年份算错了一年。可能是《翁山文外》太吸引鲁迅先生眼球了，以致于没有细算年份吧。确实，《翁山文外》此书有点传奇。

屈大均，字翁山，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著述颇丰，其代表作《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人称“屈沱五书”，为世人称道。屈氏一生云游四海，参与抗清，冀求恢复中华。死后，其全部著述二十四种以其“谬悖”而被列入禁毁书目，流存下来的甚为罕见。直至1910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了《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

湖州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1882-1963）颇有罕见之书，1920年也刊印了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十六卷。该书系“嘉业堂丛书”系列之一。“嘉业堂丛书”校雠不苟，至1930年刊布最后一种，共出书四部216册57种，为世所重。

图9 1920年嘉业堂刊印《翁山文外》四册十六卷

鲁迅对刘翰怡及嘉业堂是很熟悉的。1934年5月22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里写道：

霁云先生：

惠示谨悉。刘翰怡听说是到北京去了。前见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话虽这么说，可实际上鲁迅对嘉业堂刻书是很重视的。

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鲁迅《病后杂谈》1934年）

要知道，刘翰怡继承嘉业堂巨额家业，印书并不谋赚钱，只是文人风雅罢了。1934年11月13日，时任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张梓生出面，才代鲁迅购得嘉业堂刻书15种35本，共计18元4角。鲁迅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购书清单，其中便有《翁山文外》4册。

时隔12天后，1934年11月25日《读书忌》完稿。可见鲁迅是如何迫不及待地看了《翁山文外》，错算戊申年为康熙八年亦情有可原了。至于得书过程，也并不像“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那么轻松，其实是经历了几多波折的。

《花边文学》这张“勘误表”总计40余字，择其三处展开却钩沉出如此多旧事。诚如陈子善老师在一次讲座中所说，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些琐碎的事情，在我看来却很值得研究，从细微处着眼，怀着一颗“八卦”的心，而所谈所写都来自历史。是的，我们不生产“历史”，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

注：文中图片部分引自网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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