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诞辰百年」我杀死了埃莱娜 这是为了确保能够毁灭我自己
按：1980年11月16日，早上八九点，一个身穿睡衣的男子冲出房间，跑进巴黎高师的庭院，发狂般地叫喊着：“我扼死了埃莱娜，我扼死了我的妻子。”
这出荒诞悲剧的主角即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他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旗手，被誉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然而，所有的名誉与成就在这一天崩坍了——“阿尔都塞主义随着阿尔都塞一起死了”！而法院“不予起诉”的判决更引起了舆论的愤怒与声讨……
事实上，对于阿尔杜塞来说，当时“不予起诉”的判定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宽慰，因为这反而剥夺了他辩白的机会。他对妻子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爱恋，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谁也容不得谁，相互折磨。阿尔杜塞曾移情别恋，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着对方。他事后自述，那天清晨，埃莱娜还在熟睡，他照常去抚慰她，不知怎地，他那双手在妻子的颈部由抚摸转为渐渐勒紧，他猛然清醒过来，发现妻子已经咽了气。
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五年，阿尔杜塞在精神极度疲惫和痛苦中着手开始写作《来日方长》，他在“卷头语”中说，假如要受审，这本书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词。在这部自传体的“忏悔录”中，阿尔都塞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并试图从内部记录、反思自己的疯狂，同时，亦展现了当时的巴黎高师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阿尔都塞于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12岁移居法国马赛，1939年考入巴黎高师，随后因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应征入伍。1940年，他被德军俘虏，关押在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1945年，阿尔都塞又重返法国高师，在哲学家巴歇拉尔指导下研究哲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从教，并于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阿尔都塞升为教授，1960年代，他达到了理论生涯的巅峰，著有《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等经典专著，然而相随的却是精神状态的恶化。阿尔都塞长时间依赖于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却还是无法抵挡病痛的加剧。1980年，他因扼死妻子埃莱娜而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却“不予起诉”。治疗期间，他仍笔耕不辍，撰写了《来日方长》与《事实》两部自传。1990年10月23日，阿尔都塞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在阿尔都塞诞辰百年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获出版社授权摘选了《来日方长》中的部分章节，与读者一起分享这位饱受精神问题困扰的晚年的哲学家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文 | 路易·阿尔都塞 译 | 蔡鸿滨
【关于本书内容】
我知道人们指望我在这里谈谈哲学、政治、我在党内的立场，还有我的书、它们的读者、它们的朋友和死敌。我不打算系统地涉及这个领域，它完全是客观的，因为它自有其结果；而任何人，如果他还不知道，可以设法去了解，即使读我的书也可以（在各国都有大量书目），不过请放心，它们不过是没完没了地反复谈论那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主题罢了。
反之，我对读者应该做的——因为这是我应该为自己做的——就是要解释清楚，我之所以特别依恋高师的哲学教师职业，依恋哲学、政治和党，依恋我的书以及它们引起的轰动，这方面的主观根源何在，从而了解我是怎样（这在当时并不是经过清醒思考的事情，而是晦暗不明的、大半是无意识的事实）最终得以把我的主观幻想投注并铭刻在我的客观的、公共的活动之中。
当然，这远不是什么逸闻趣事或者“流水账”之类的东西，或者像如今在任何自传中都必不可少的虚妄不实之词（这是文学上空前的堕落），我只讲实质的东西。
【自身悲剧的根源】
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一切都是密切相关的：对象性对象的丧失在无数真实的客观对象的丧失中被铸成钱币，它就像我全身出现的疑病症一样，同时表现为失去一切、毁灭一切的愿望，埃莱娜、我的书、我活着的理由、高师、我的精神分析师和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最近向我提出过警告并且实际上促使我写这本小书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女友说的话。她对我从无半点指责，甚至没有承认过她对我的实际想法，但最近她仿佛出自本能地向我表明：“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想自我毁灭的愿望。”这句话使我睁开了双眼，重新勾起我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实际上，我是想毁灭一切，我的书，我杀死了的埃莱娜，我的精神分析师，但这都是为了确保能够毁灭我自己，就像我在自杀计划中幻想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愿望呢？除非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在无意识中（而这种无意识在没完没了的推论中被铸成钱币），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毁灭自己，因为我从来就不存在。在毁灭了所有最亲近的人、我的所有支持者、我的所有依靠之后，再从中得出自我毁灭的结论，还有比这更好的关于不存在的证据吗？
但我毕竟在此期间还是有办法作为教师、哲学家和政治人而存在的，所以这时我才终于想到，借助于抑郁症的可怕的原始焦虑，在我从中经历的惊人的退化中，那年深日久的初始强制行为又在我身上重新出现了；它反反复复（参见卡宾枪的插曲），形式多变，以至于我成了一个十足的靠手法和欺骗行径存在的人，实际上就是毫无真诚可言，因此也就是毫无真实和实在可言。我还想到死亡从一开始便铭刻在我心中：路易的死，他在我的身后死去，我母亲的目光总是透过我注视着他，迫使我接受他在凡尔登上空经历的死亡；她在灵魂深处，通过对我不断实现的那种欲望的排斥，不断地、强制性地重复着这样的死亡。
这时我才理解了（我是从那位女友一针见血的话语里才有所理解的）我对埃莱娜的哀悼，并不是从我在她身上经历并造成的死亡（埃莱娜的毁灭）开始的，而是向来如此。实际上，我一直都在为我自己、为由母亲和其他作为中介的女人造成的我自己的死亡而哀悼。为了给不存在提供确凿的证据，我曾拼命地想要毁灭自己存在的一切证据，不仅是埃莱娜这个最主要的证据，而且包括那些次要的证据，我的著作，我的精神分析师，最终还有我自己。不过我没有注意到，我在消灭一切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个例外：这就是那位女友，是她最近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地方就是我想自我毁灭的愿望，这使我睁开了双眼。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因为我曾力图用与我过去对待女人不同的方式来爱她，在我一生中，她是惟一的例外。
是的，我向来都在不停地为自己哀悼，我在那种奇特的退化式的抑郁症中所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哀悼；那种抑郁症并不是忧郁症的真正发作，而是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求一死的矛盾方式，在我的轻躁症阶段，同样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控制着我。完全的衰萎无力与对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回事。始终存在着这样可怕的矛盾情感，而我们还可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那里找到相应的说法：totum = nihil。
我可以把后面的事一笔带过吗？这些事没有人感兴趣。但我现在理解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的意义：它们都旨在（重新）掌握我自己的存在。这首先是从我采取主动、请来我的“律师”开始的，为的是从我认为属于政治监禁的状态中解救一位工会干部。对于这一举动，我的医生始终毫无所知。接着是我要求我的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新药茚达品，这药对我确有好处。1983年7月，我离开苏瓦西去了东部，在非常亲近的朋友家的乡间住宅里度过了艰难的休养期，但我并没有怎么健壮起来。我获得了成功，使得我的医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在我于1983年9月回去时，不让我再住院了。我的朋友们组织起来，在我的公寓里充当日夜陪伴的看护。多亏他们，我终于习惯了我的新住所，这地方不再让我感到害怕了。从那以后，我便毫不犹豫地让我的精神分析师只限于充当精神分析师的角色，绝不再要求他提供精神病科医生甚或全科医生的服务。从那以后，我又渐渐地重新掌握了我的所有事务、我的友谊和情感生活。从那以后，我认为学会了什么是爱：爱不是采取主动以便对自己不断加码、做出“夸张”，而是关心他人，是有能力尊重他的欲望和他的节奏，不要求什么，只学会接受，把每一项馈赠当作生命中的惊喜来接受，并且有能力给别人同样的馈赠和同样的惊喜，不抱任何奢望，不做丝毫强迫。总之就是自由而已。为什么塞尚随时都在画圣维克图瓦山呢？这是因为每时每刻的光线都是一种馈赠。
生活，尽管有悲剧，但毕竟还可以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青春不再，但我终于感觉自己——因为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被爱——我感觉自己从未这样年轻，即便一切都快结束了。
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童年回忆】
我父亲时而会有暴力行为，这使我很害怕。有一天晚上，同一层楼的邻居唱歌，他便拿起锅和长把大汤勺，跑到阳台上去，发出一阵可怕的喧闹，把我们大家都给吓坏了，但也让歌声停了下来。夜里，我父亲也常做噩梦，并以长时间惨痛的嚎叫结束。他自己却意识不到，醒来时竟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母亲摇晃他，想让他别叫了。他们彼此间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想到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听到我父亲在他们的房间里，大概在床上把我母亲搂在怀里，低声对她说：“这是我的……”，这让我内心很受打击。我还记得另外两段插曲，同样感到惊讶。有一天，我们从法国回来，下了船回到阿尔及尔的公寓，在阳台上，我父亲感到不舒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倒了下去。我母亲很害怕，就跟他说话。平时她是不这么和他说话的。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在火车上，那是我们去莫尔旺的路上，这一次是我母亲感到不舒服。我父亲叫我们深更半夜在夏隆车站下车，我们想尽办法叫开一家旅馆的门，旅馆答应接待我们。我母亲病得厉害。我父亲就跟她说话，显得很焦急。平时他也是不这么和她说话的。在这两段记忆里，仿佛都有一种死亡的气味。他们也许彼此相爱，但却不怎么说话，就像人们在死亡边上和大海边上都会沉默不语那样。不过在他们之间，为了证实对方还在那里，偶尔也会试探性地说上几句话。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和妹妹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我在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
既然说到我妹妹，我还想起发生在阿尔及尔山上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灌木丛下边搜寻着，发现了一些很小的仙客来。我们正在一条土路上安静地走着，突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骑的，就把我妹妹撞倒了。我父亲朝他冲过去，我以为他要掐死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直拦着。我妹妹受了伤，我们赶紧回家，我手上还捏着几朵仙客来，但早已心不在焉了。对我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我母亲全无所谓，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另一方面呢，她却把精力都花在了抱怨上，抱怨自己在生活中受苦受难，抱怨自己做出了牺牲，因为由于我父亲的强迫，她不得不同意他的决定，放弃了使她感到幸福的小学教师职业。可是在我看来，我父亲的暴力行为却很奇怪：他对自己的言行那么有把握，却会突然发起火来，以至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但我不得不说，似乎发生的一切又都在他控制之内，因为暴力行为总是让他如愿以偿。他有“好运气”，每次发生的事件都转而对他有利。必要的时候，他也懂得克制，在1940年到1942年间，当他在里昂的时候，他是那里惟一没有参加贝当军团的银行经理。当朱安将军打算让摩洛哥人“去吃干草”时，他没有表示拥护；当戴高乐做出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重大抉择时，即使因为自己的“黑脚丫子”感情而痛苦不已，他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一有机会就牢骚抱怨，不过也仅此而已。
【关于战俘经历】
当我们通过德国边境时，雨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德国是个多雨的国家。正像歌德对他的君主说的：天气不好比根本没有天气好。他说的没错。但雨把什么都淋湿了。我们看见车站上的德国人脸色灰白，身上都湿透了。他们没有给我们吃的东西。他们好像正沉浸在胜利中，刚一起床，在喝黑咖啡之前，突然传来胜利的喜讯，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呢。他们显然不知道什么集中营的事，但我们更不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的处境要比我们好。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无名的车站，这里是一片饱受风吹雨打的荒野。他们让我们下车并开始步行，我们在皮鞭和步枪的威胁下走了四十公里的路。许多同伴在半路就留下了，但一般说来，德国人并不是一下子结果他们，而是派些马来拖着这些人。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说也知道歌德的那句话，我就偷了一件类似英国胶布雨衣的衣服，并且穿在衬衫里面，免得德国人给我没收了。我穿着这件紧贴皮肉的东西走了四十公里，也就是说有点儿出汗，而且一住进帐篷，我就开始害怕自己无论如何会得感冒，但是没有，况且第二天德国人就没收了我这件假衬衫，说这东西对他们有用。我完全同意。从此我就习惯了下雨，也懂得了人可以让雨淋湿而不得感冒的道理。
在帐篷里过夜的滋味难以想像。我们又渴又饿，尤其是累得要命，大伙都沉睡过去，第二天，得拽着我们的脚才能把我们弄醒，以便接受在德国当战俘的各种审查。但是我已经懂得，人尤其在痛苦疲惫的时候，要保持身体暖和，这样相互抵消，最后事情就好办了。
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办了。我们的战俘营跟另一个战俘营紧挨着，我们看见那里有些饿得瘦骨嶙峋的人在游荡，大概都是从东方的波兰来的，因为他们说俄语，他们不敢靠近通电的铁丝网，于是我们就扔给他们一点面包、几件衣服，说上几句话，我们当然知道他们听不懂，不过没关系，这是给他们一点好处，也是给我们自己，让大家少一点独自置身苦难的感觉。
……
为了说明全部真相，我再补充一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个故事的确是我们筹划的，但我们并没有离开过战俘营，我们认为我们想像的努力和对解决办法的原则的发现就是对自己足够的回报了。自从我打算重新回去研究哲学以来，我就没有忘记过这件事，因为实际上，一切哲学的（以及政治的和军事的）难题中的难题，就是懂得如何能够真正走出一个圈子，同时又停留在其中。
【关于孤独、抑郁症及其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困扰】
我从中得到的教益是，为了让人听懂你的话，有时候，一些孤独是必不可少的。
孤独，我是在精神病诊所里体验到的，因为我经常住在那里。在很少的一些时刻，我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重新浮出水面，不知道被什么浪头推着，浮起得比我自己还要高，这时，我也同样体验到孤独，我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那时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很容易，于是我不可避免地会找到一个新的姑娘，她会成为我生活中的女人，早晨五点钟我就给她送去巴黎最早出炉的、冒着热气的羊角面包，还有春天的醋栗（因为奇怪的是，每次我恢复元气总是在五六月间，就像我的精神分析师开玩笑地对我说的，每个月的意义都不相同，放假的月份有点特殊，尤其是假期前的月份）。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出五花八门的疯狂念头，让埃莱娜胆战心惊——因为她自然是我的狂热的最好见证人——，也让我周围亲近的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对我那些无法控制的怪念头也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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