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行文化的时代性，看周杰伦和蔡徐坤的流量战争
撰文 | 王小峰
摘编 | 何安安
周杰伦、蔡徐坤微博超话之争引发的蔡周粉丝大战，是上周娱乐圈最热的话题。这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斗”，最终以上周日周杰伦影响力数据超越此前所有的明星超级话题突破一亿，实现一个亿的小目标，次日，“蔡徐坤粉丝团官微”发表“联合声明”，称退出新浪微博各项榜单竞争而画上句号。但即便如此，截至7月23日15时，周杰伦依然以1880万的影响力稳居明星超话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根据超话社区规则，每周日晚排名要清零重新计算）
。
事实上，这场占据娱乐头条的世纪粉丝大战，起自7月16日一位豆瓣网友的无意发问：“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而在此之前，周杰伦的超话排名一直在300名开外。很多人将这场“战斗”视为人气和数据之战，称为曾经“偷过菜”、“抢过车位”的“中老年人”与年轻粉丝的“流量战争”，也有人说这是“80后”和“90后”、“00后”的不同偶像表达。但不管怎么说，周杰伦和蔡徐坤，原本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的明星，却因为超话之争成为了针锋相对的两大娱乐圈粉丝阵营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作为传统时代偶像象征的周杰伦的粉丝群体，和与蔡徐坤等流量明星一同成长的爱豆群体
（idol，即偶像）
，有着截然不同的粉丝文化。
上周，周杰伦、蔡徐坤微博超话之争引发的蔡周粉丝大战。
不可否认，在针对“流量”是否是衡量一个明星的绝对标准的质疑的同时，传统时代偶像的传播力指标一直在下降。以至于归属于两位明星的不同粉丝团体，被划分成“周杰伦夕阳红粉丝团”和“新生代流量明星粉丝团”，而作为话题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杰伦，身上也同时出现了“过气歌手”和“实力偶像”两个截然不同的偶像标签。
自1997年9月参加台北星光电视台的娱乐节目《超级新人王》出道以来，周杰伦已经出道二十余年。从一开始不被传统人群所接纳的流行歌手形象，到现如今被视为传统时代的偶像象征，周杰伦究竟创造了什么？周杰伦的音乐，与这个时代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从周杰伦开始，大众已经不仅仅需要一个时代代言人，还需要一个时尚代言人。
在新近出版的《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一书中，王小峰以“周杰伦：时代的符号”为题，探讨了周杰伦，以及周杰伦音乐与时代的关系。这篇文章创作于周杰伦发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的2003年，在那一年的7月16日，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同步首播新专辑中的主打歌《以父之名》，据说有超过8亿人同时收听。在当年，这是一个令人近乎瞠目的数字。下文为摘编内容，已获得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王小峰 著，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
在当时，我们根本听不清楚这个台湾青年在唱什么
如果我们把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周杰伦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且告诉你，他们都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你也许会反对这个名单中有周杰伦的名字。因为邓丽君、刘文正确立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最基本模式，后来不管谁再唱流行歌曲，都没有超过这两个人；罗大佑为流行音乐赋予了灵魂，拓宽了流行音乐的内涵。那么，周杰伦创造了什么？
也许五年、十年后，人们会说：“周杰伦创造了自刘文正以来华语流行歌曲新的演唱方式，只是在当时我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的确，很多人听不清楚这个台湾青年在唱什么，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唱片在台湾、香港、大陆和其他亚洲地区热卖。在台湾，他的唱片销量一张比一张多，刚刚出版的专辑《叶惠美》在整个华语地区已经卖掉了一百五十万张。一百五十万张唱片的销量在过去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在今天盗版和网络共享的时代，这个销量绝对称得上天文数字了。
如此高的唱片销量也证明了周杰伦已经成为华语歌坛的一个文化现象。那么，为什么在人们听觉上出现如此大的障碍时周杰伦仍然这样走红呢？也许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周杰伦的音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
以往，我们解读罗大佑、李宗盛、黄舒骏、崔健的音乐时，总是通过他们的歌词中蕴含的各种意义来解释这个时代，从中寻找一种与这个时代相符合的人文、生命、社会的价值，当这些价值被发现之后，他们立刻变成这个时代的标志：当你想到80年代就会想到罗大佑、崔健，就会想到《恋曲1980》或者《一无所有》。现在的年轻人十年后会想到周杰伦，会想到他的《爱在西元前》或者《双截棍》。可是当今天我们用解读罗大佑或者崔健的方式解读周杰伦的时候，会发现这远远比听清楚他的歌词还要困难。
周杰伦
罗大佑也好，崔健也好，你很容易从他们的歌词中找出这样的词汇来概括：批判、关怀、忧患、躁动、反叛……这些词汇构成了他们思想的骨架。但周杰伦和方文山把这一切都模糊化了，你看到的只是断面、碎片、分镜头，它色彩斑斓，却无法形成一个具象。
罗大佑当年唱：“就像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花哨的时代，色彩斑斓逐渐消解了各种曲直是非黑白。过去人喜欢求索，希望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但是今天的年轻人解构了前辈们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他们抛弃了令人沉重的思维方式，但是还没有力量来建立一种新的体系，只能以一种简单、平面化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一个拼接，它可以没有黑白，但是不能没有色彩。尽管这个色彩只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对于今天走向享乐主义的一代人来说，已经足够。辨别黑白的能力已不重要，他们只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接受事物，而周杰伦就是涂抹这个时代色彩的人，并且他现在把色彩涂抹得很鲜艳。
因此，从周杰伦开始，大众已经不仅仅需要一个时代代言人，还需要一个时尚代言人，当年轻一代无法再为音乐赋予灵魂的时候，那就赋予时尚吧，把属于这个时代标志的符号放进去，这一样能成为流行。过去我们说不清楚罗大佑的音乐是什么风格，但你能说出它的优美；你说不清崔健的摇滚乐是什么形态，但是你知道它很摇滚。同样，你说不出周杰伦的音乐是什么，但是能保证最时髦的音乐它里面都有。这是一个处处都需要信息量的时代，音乐亦如此，人们可以轻易听到各种音乐，做音乐的人也希望把他听到的音乐“复制”到他的音乐中。在标准、规则越来越清晰的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审美和判断却越来越模糊，只要热闹和时髦就够了。
华语歌坛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周杰伦的出现而变得清晰了许多，他是一个颠覆者，他要在这个时代版图上画出一个属于他自己形状的符号。但是人们有些困惑，他们听不清周杰伦在唱什么。
就连周杰伦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也听不清楚自己唱的是什么：“人们听不懂这个问题蛮矛盾的，我有时候也听不懂，我不是刻意去这样唱，至少这样比流行歌曲好。”如果你了解周杰伦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了。
“最早的时候我喜欢罗大佑和张学友，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喜欢黑人音乐，比如Boyz Ⅱ Men和All 4 One这样的黑人团体的音乐，再后来我就不受别人的影响了。”其实听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周杰伦改变了以往中国人唱歌的方式：“不能把平仄考虑进去，否则就成了数来宝。”周杰伦说。
“不是所有的R&B都唱不清楚，
只有周杰伦唱不清楚”
中国人传统的唱歌方式在周杰伦这里被颠覆了，这显然是因为他发现了美国黑人音乐与中国音乐相结合时出现的问题：汉语的四声与英语的升降调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很多音乐家，很多中国人想借用黑人布鲁斯或爵士乐风格演绎自己的音乐，但听着总让人觉得不舒服。当年陈淑桦录制唱片时，曾经有人建议可以让歌曲更布鲁斯一些，结果很失败。当“嘻哈”成为潮流时，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明显了。以说为主的“嘻哈”用汉语演绎的话，和快板没什么区别，黑人演唱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韵律感便荡然无存。比如台湾近几年出现的“糯米团”、“L. A. 四贱客”、“哈狗帮”都面临快板与说唱之间的冲突问题。在此之前，杜德伟和陶喆对用华语演唱R&B的改进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些也给周杰伦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范本。
“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这是周杰伦的颠覆性想法，不考虑平仄，尾音处理得像黑人那样，咬字模糊一些，这可能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以牺牲发音为代价，去找出那种黑人音乐的韵律感。于是，“嘻哈”的感觉出来了，人们也听不清楚了。
周杰伦
阿尔发唱片公司总经理杨峻荣先生在谈到唱不清这个问题时说：“不是所有的R&B都唱不清楚，只有周杰伦唱不清楚。”那么如果以后中国人都这么唱的话，是否会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灾难？杨峻荣认为：“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你还喜欢留声机的时候，大家都去听CD了。”那么如果在十年之后华语歌坛真的都像周杰伦这样去唱歌的话，是否可以确定现在周杰伦正在发动一场华语歌坛的革命呢？杨峻荣沉吟片刻，然后肯定地说：“是的。”
《时代》周刊在对周杰伦的采访中认为，他这样一个歌手，不吸毒、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西方人觉得很奇怪。其实一点也不用奇怪，周杰伦的出现，尤其是他对汉语演唱方式的破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种破坏和他装腔作势的样子结合在一起，看起来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
90年代初期，嘻哈、R&B又在美国回潮。照一般规律，在西方时髦的音乐，在亚洲地区普及、被接受一般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股黑人音乐潮流在亚洲生根发芽的周期远远长于以前流行的任何音乐。直到2000年左右，黑人音乐才开始在华语地区流行，当然这和日韩等国更早接受黑人音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年轻人听嘻哈歌曲、跳嘻哈舞、穿嘻哈服饰，已经成了一个时尚潮流，此时，就缺一个在青年人心中的领军人物出现了。
反过来再看看华语歌坛，90年代末期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制造“大户”，台湾在这期间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盗版袭击，唱片业的经营每况愈下，很多唱片公司开始了保守策略，宁可出那些市场上千篇一律的唱片，也不去创新，台湾唱片业一度滑进了低谷。曾经敢与世界五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滚石唱片公司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衰落。很多唱片公司已经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扶植一个新人、尝试一下新音乐，一些新面孔在出版了一张唱片后，唱片公司发现唱片不好卖，便立刻把歌手束之高阁。但是潮流无法回避，中国人开始笨拙地玩起了R&B。
此时的歌坛，就像黄舒骏在《改变1995》中唱的那样：“全台湾都在R&B，全美国都在Rap。”一个新的音乐潮流出现了。
“他在音乐上的自由度，在华人音乐家中我没有见过”
台湾有个脱口秀明星吴宗宪，他主持过一档节目叫《超级新人王》，通过这个节目来发现一些演艺界的新人。周杰伦有机会参加了这个节目，为了引起吴宗宪的注意，他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菜谱歌》。果然，吴宗宪发现他是个可塑之才，便签下了周杰伦和词作者方文山。这时是1998年，第二年，吴宗宪的阿尔发唱片公司与周杰伦又签了一份歌手合约。
杨峻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我第一眼看到杰伦是2000年7月1日，当时他睡在唱片公司，瘦瘦的，我每天看他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戴着鸭舌帽，不怎么说话。说话也很简单：‘好’，‘不好’，‘是’，‘不是’。我当时刚刚接手公司，很多情况都不了解。一次，我问他：‘宗宪跟你说过出唱片的事情了吗？’他说：‘宪哥说我写够十首歌就发片。’我问他写了几首了，他说写了一首。于是他从他杂乱无章的东西里找出了已经录制好的样带，放给我听。这首歌就是他后来的第一首单曲《可爱女人》。四分钟后，我对他说，马上做，10月份发片。之后我打电话给吴宗宪：‘这样的歌手，你还等什么！’”
2000年11月，周杰伦的第一张唱片出版了，阿尔发公司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大公司。
周杰伦
今天再回过头看他的弟子的成名之路，杨峻荣不无自豪地说：“周杰伦的确为华语歌坛带来不少影响力，原来写歌词都要有韵脚，大部分唱片公司都很保守，包括词作者也一样，周杰伦的音乐展示了很多可能性，他告诉人们，原来音乐也可以这样做。对我来说，他在音乐上的自由度，在华人音乐家中我没有见过，他音乐中对很多声音的处理、运用、想象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周杰伦在华语歌坛起了很多示范作用，他把很多东西勇敢地扔进了音乐里。”
“我在做他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就感觉他能红。我对宗宪说：如果这个人做不出来，我就不跟你玩了。”杨峻荣为什么认定周杰伦会走红呢？“‘大众’两个字很重要。”当时的台湾歌坛真正有实力的只有陶喆和王力宏，这两个歌手都曾在海外生活过，学历很高，因此音乐也很西化。而周杰伦与他们不一样的是，他土生土长在台湾，从来没去过海外，父母离异，只有高中文化，如果拿这个背景和其他歌手相比，肯定是周杰伦的弱项。“现在的唱片公司在歌手宣传上尽可能把歌手的形象完美化，如果我们把不好的东西说出去，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但是最后我们决定，把最真实的周杰伦告诉人们，有好的音乐，我们什么也不担心。”
杨峻荣说：“唱片的消费者大部分都念高中，很多人的家庭并不富裕，还有些人的父母真的离婚……大部分人的背景和周杰伦一样，这让消费者对周杰伦有一个认同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缺点在这时变成优点，因为最终又回到了音乐上面。一个艺人，事事都很完美、很坚强，就失去了平衡感。周杰伦的音乐太坚强，而性格又很害羞，这是一种弥补和平衡，让人们感到了亲和力。年轻人认同他，他们的父母也不反对孩子喜欢周杰伦，而周杰伦做好了一件事—音乐，他成功了。”
近几年，台湾由于唱片业的萎靡，很多公司都不敢在歌手身上投入太大，但是周杰伦完全可以让唱片公司良性循环，前两张专辑都成了当年唱片销量之冠。杨峻荣告诉记者：“周杰伦的唱片一张比一张好卖，新专辑《叶惠美》销量已经超过了上一张专辑的同期销量，这在台湾是真真确确的，是比较特殊的现象。”所以周杰伦在唱片市场上可以做到大进大出，杨峻荣很骄傲地说：“我敢肯定，周杰伦唱片的制作费用不是全台湾最高的，但是他MV
（音乐录影带）
的制作费用肯定是最高的。”杨峻荣的经营理念是：让歌迷感到物超所值。甚至在唱片盒的设计上他都非常挑剔：“我要让歌迷在打开CD盒的时候手感一定非常舒服，所以在模具设计上非常讲究。”
“酷”可以用来解释
今天一切人们解释不清的事物
谈到周杰伦，就不能不谈到“酷”，很多人都着迷于周杰伦的酷，他的音乐、他的表情，都被赋予了酷的含义。
周杰伦怎么看自己的酷呢？“我觉得酷是不多话，沉稳，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太刻意在穿着上有什么不同，现在的人是这样，只要你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会去追随。”杨峻荣对周杰伦的酷的理解是：“他不太爱讲话，很有个性。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有更广泛的空间发挥脑子里的东西，都想雕刻出自己的形状。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像周杰伦这样不爱讲话，我不太喜欢，大部分人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形状。我更希望年轻人能感受到杰伦的诚实和自信。”
“酷”可以用来解释今天一切人们解释不清的事物，“酷”消解了前辈们思想中沉重的一面，这也使人们很难从周杰伦的音乐或方文山的歌词中找到沉重、深刻的内容。周杰伦的音乐很杂，方文山歌词的主题涉及面也很广，这些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内容，最终用“酷”串联到一起。
周杰伦对自己的音乐也非常自信：“我的音乐会慢慢加入很多东西，会比较摇滚，但是不证明我喜欢摇滚。在一首歌里能融进很多元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觉得我已经走在前面了，现在的音乐可以打90分。”
方文山的歌词让周杰伦变得更酷，他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歌词实际上为我们解释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
周杰伦与方文山早年照片。
“我跟杰伦合作和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最大不一样是他的空间比较大，以前唱片公司觉得歌词很另类，怕人接受不了，在开会的时候就给否定掉了，但我和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么玩出来的。”方文山说他写歌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就是别人约他写的歌词，这种创作有很多约束，像命题作文；一类他称作“创作”，可以自由去写，不管什么主题。他说：“我写什么主题的歌词就会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把它当成电影脚本去写，所以我的歌词很有画面感。”
的确，方文山的歌词云里雾里让人找不到传统诗词中的赋比兴，但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现在的年轻人受影像影响很大，他们反叛传统的叙事风格，他们喜欢不是很有逻辑的剪辑，我自己也是受影像的影响很大。而我和周杰伦相互影响，写出来的作品相互之间都很吻合。”方文山的歌词比较强调画面，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现在的歌迷读他的歌词跟看日本动漫没什么区别。
方文山认为，通过跟周杰伦的合作，也让他自己的空间拓展得很开：“现在创作的空间大多了，以前有关暴力、血腥主题的歌词别人不敢用，现在也可以用了。”
像周杰伦与方文山这样珠联璧合并能做出很符合时代口味的音乐的搭档不多见，尽管他们的每一张唱片都能招来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每张唱片都在争议中获得成功。现在，周杰伦的身价已经升到四亿台币，而且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
要定义一个时代，
是非常沉重的事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杨峻荣跟记者回忆过去几十年歌坛的变化，他说：“80年代兴起民歌运动，在民歌运动之前，创作只集中在刘家昌等少数人身上；80年代中期，校园民歌进入了死胡同，同时民歌影响到流行音乐，二者之间原来的鲜明界限模糊了。从1988年开始，市场发生了变化，台湾出现了很多餐厅秀，很多歌手都去餐厅赚钱，流行音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90年代后，餐厅秀没落了，歌手只好从唱片公司挣版税，唱片销售成了歌手收入的很大来源，想多收入就多写歌，于是台湾歌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力量又爆发出来。与此同时，台湾的媒体也发生改变，1988年以前，台湾的强势媒体只是无线的三个台，传播资源掌握在别人手里，于是人捧人的现象很严重，现在媒体多了，变成了自由市场，新人靠捧是捧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变化也导致像周杰伦这样有实力的创作歌手出现。”
周杰伦
周杰伦在少年时曾梦想自己能做一个罗大佑式的人物，当记者问到周杰伦为什么希望做这样的人物时，他说：“他是当时流行乐坛的头头，一个时代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物。”在被问到他今天是否已经成为乐坛的“头头”时，周杰伦说：“我觉得还要过一两年，我的音乐还没有达到巅峰状态。”
杨峻荣认为：“我并不希望周杰伦扛起那么大的招牌，要定义一个时代，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在我眼里，他仍是一个新人。现在用他来定义一个时代，为时过早，我觉得再过十年，会充分一点。”
周杰伦的野心和杨峻荣的谦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年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更无法预测。作为一个歌手，周杰伦的音乐和过去的时代代言人相比显得轻浮了一些，但至少现在他可以做到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让未来的人去了解这个时代年轻人曾经追逐的时髦文化。
本文选自《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王小峰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