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饼为福州所特有,以腌肥肉、冬瓜条、白砂糖、芝麻及花生为馅料做成的厚约两厘米直径约十五厘米的馅饼,吃起来肥而不腻香甜可口。时下它虽已被标上“高糖高胆固醇”的标签,使一些人畏之如虎,可是在我的幼年时代,吃礼饼却是个令人羡慕的举动,往往令小伙伴们垂涎三尺。
幼年时代,一切都很贫乏,象礼饼之类的高档食品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凭票供应一些,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年二十四“祭灶”的供桌上才能见到它的身影。幼年的记忆中最快活的并不是正月初一而是“祭灶”,一者那时大人们都在忙着筹备年货,无暇约束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疯玩”,再者就是有那好吃的礼饼。那时家中小孩众多,祭灶完毕外公不得不把礼饼切成八块,每个小孩仅能得一小块。当年身为“老大”的我,常常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一小块礼饼给消灭干净了,之后就眼巴巴地看着弟弟妹妹们品尝着手中的美味,常常梦想着如果整块礼饼都归我所有岂不快哉。
几年后,我还真的梦想成真了。我上初一的当年,福州市正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五七指示”如火如荼之际,于是乎我的母校福州一中便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北峰公社”建立了“分校”。其实所谓“分校”就是一个农场,农场半年的劳动虽然艰苦,但却使我拥有整块礼饼的梦想变为了现实。此事说来话长,当年福州的礼饼是按户凭票供应,大约是五毛钱一个,五毛钱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丢在路上也鲜有人去捡,但是对于当年日工分仅有一分的“北峰公社”的社员来讲这就是一笔不小的钱款。于是不少社员就把礼饼放在大队的小卖部里加价代卖,就是为了吸引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
当年父亲在部队当兵工资较高,因此口袋里从不缺乏零用钱,在一伙地方的孩子面前我俨然成了“富有一族”,于是每个周末下山到小卖部里去买礼饼就成了我的固定节目,当然为了节省“弹药”,一般每次仅买一块。不过,我从不吃“独食”,每次我总是学着我外公的样子,气定神闲地把礼饼精准地分为八块,和小伙伴们“分而食之”。久而久之我就有了一伙“同甘共苦”的“死党”,在这伙“死党”的拥护下,我在“分校”里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无法无天”的“闹剧”。嗨,天底下最好吃的食物莫过是礼饼,最有趣的事情莫过是和朋友共享美味。
到淮北后,我便和这礼饼断绝了关系。虽曾几次回到福州,可能是肚子里油水太足原因吧,也可能是母亲糖尿病的缘故,竟然忘却了礼饼这一美味,据家里人讲这十来年来,我家“祭灶”的案桌上已经没有了礼饼的踪迹。前年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福州,闲来无事便到小时候“混迹”的街巷去逛逛,聊寄怀旧之幽情。在大部分街巷都已“沧海桑田”的同时,我居然发现小时候的礼饼作坊,经过改头换面后依然在“顽强地”经营着,便买了一块回去权当做“忆苦思甜”之用。
我的这个早已忘却了举动,却牢牢地记在了母亲的心中。今年在家乡工作的女儿回淮北过年,母亲特意买了六块上好的礼饼,嘱咐其带回淮北。六块礼饼沉甸甸的,占满了半个旅行箱,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南国来到了淮北,在给我带来春节的喜庆的同时,也带来了慈母对远方游子的一片思念。老实说,时至今日任何美味对我的“冲击力”都已大不如前,但是今天见到母亲的礼饼我却不能自已,迫不及待地品尝了起来。文人思乡的时候,酒是不可缺少的媒介,平时反对我吃甜食饮酒的妻子,看着我的“疯狂”状态,竟默许我持饼举杯,把整块礼饼消灭干净。真是痛快,君不知,配着古井贡的礼饼,别有着一番美妙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