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唐
编者按:近日,《昆汀·塔伦蒂诺访谈录》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昆汀,《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的导演,是风靡全球的电影鬼才。这部访谈录汇集了昆汀的二十四篇重要采访,时跨二十年。作者杰拉尔德·皮尔里是美国知名影评人、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电影人访谈录系列”主编。
黑色与暴力:想要惊艳四座的电影人
自从1992年《落水狗》首映以来,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就因对类型的结合与挑战、对规则的反转与重塑而大放异彩。
与之相伴,影片中的黑色幽默与黑帮背景、巴洛克式的种族辱骂和污言秽语、明目张胆的血腥暴力,也让他的电影被比作“邪恶角色标本的集邮册”,昆汀·塔伦蒂诺也被贴上“玩世不恭”和“混蛋”的标签。
然而,《昆汀·塔伦蒂诺访谈录》为我们呈现的,却是一个随和亲切的超级电影迷。他热爱垃圾食品、冲浪音乐、剥削电影、低俗小说,他健谈、开朗、个性张扬,愿意唠家常般地讲述他从构思到写作、从拍摄到剪辑的过程。
此外,他心里还住着一个影评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他妈的不想做一个低着头自说自话的乏味导演,而是他妈的想去惊艳四座!”
本书收录了昆汀·塔伦蒂诺从1992年到2012年间的23篇访谈,除近几年的《八恶人》《好莱坞往事》之外,由昆汀导演、参演、编剧的电影都囊括在内。
访谈围绕着他的电影展开,包括灵感来源、创作思路、拍摄过程、演员选择等方面,同时也涉及他对电影史的理解、对血腥与暴力的认识、对漫画与音乐的热爱以及他个人的成长经历。
廉价的类型电影:上一秒哈哈大笑,下一秒心惊肉跳
昆汀认为自己的影片不是“黑色电影”,也不是“艺术电影”,而是典型的“类型电影”,它们更接近犯罪小说。他将典型的类型叙事与现代都市传说结合,让那些经典角色在类型电影情境里突然卷入现实生活的规则中。
《低俗小说》幽默之处,就在于将犯罪小说的角色置入琐碎的日常生活里;《落水狗》中的劫匪谈论刚刚发生的抢劫,如同我们谈论工作一样;《被解放的姜戈》中涉及奴隶贸易的部分,他力求真实,但与主题相关部分都做了风格化处理:从意大利西部片取材,对奴隶叙述进行夸张并赋予其民间传说和歌剧的特点。
在这种现实主义和艺术夸张相糅合的电影中,昆汀想创造一种“廉价感”。他毫不回避自己对流行元素的热爱,并不厌其烦地讲述如何将其用在电影里。他就是要让观众看得心惊肉跳,看得哈哈大笑。
他喜欢这种构想,“观众正在笑,结果下一秒,砰!墙上全是血。”然而,他的电影并未因此变得廉价。加文·史密斯这样评价:“以暴力为语法,重风格清病理;情节好似荒诞滑稽、失虐狂的游戏;对现在的表现既是与世隔绝、超越时间的,又是复古的……其类似短篇小说的形式,加上对50年代、70年代和40年代黑色电影的不同时代风格的汇集,将深受喜爱的人物从类型电影致命的迷宫中解放出来。”
大男孩在认真游戏:拍电影是超级影迷的梦想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昆汀展现更多的是作为狂热影迷的一面。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个超级影迷的梦想。”
他痴迷电影,也写作有关电影的文章(虽然从未发表)。谈自己的电影时,他参与感极强,似乎在说:“你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品好与解读方式,但我不介意对你们和盘托出,这些电影的剧本是怎么写的,场景是怎么拍的,演员是怎么选的,我塑造这些人物的初衷和写对白时的想法是什么。”他愿意表达,愿意敞开心扉。
昆汀不介意别人评价他的电影“不源自生活”“无话可说”。他的确不试图表达什么,只是创作有意义的人物和故事。另外,他不觉得他的电影与生活无关,因为这些与他自己有关,与他创作时的情绪和他感兴趣的事相关。
《杀死比尔》就源自他对电影的狂热。那个曾经的音像店店员,将亚洲功夫电影、意大利西部片及全球各种动作片类型巧妙地编织成一股汹涌的洪流,并由此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剥削电影编年史”。新娘一一解决复仇名单上的人,就是在穿越剥削电影的历史,名单上每个人都代表一种类型。
昆汀认为,自己不仅是导演,更是可以在电影宝藏中选择素材的电影人。他将随心挑选的珍宝进行加工,赋予新的形式。这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用玩具创造的世界。将喜欢的人物汇集到一起,创造他们人生与结局,这不正是我们童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吗?昆汀愿意与我们分享,带着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昆汀的电影皆出自想象,他无意追求历史的真实。
以《无耻混蛋》为例,昆汀用意大利西部片表现老西部的方式来表现“二战”。开场一句“很久以前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奠定了影片是“童话”基调,而非纪实版的“二战”故事。所以,他根本不在意电影中希特勒的死法与历史不符。
吊诡的是,他对细节的雕琢却尤为执着。
拍《落水狗》时,他请专业医生在片场监控血量,医生会说再多一品脱人物就死了。关于《无耻混蛋》,他介绍了35毫米胶片的易燃性问题。至于姜戈为何敢与人群战,他费了很多口舌:一方面对手枪法差;另一方面,不同于.45口径自动手枪和乌兹冲锋枪,姜戈的枪不用清空枪膛和重新装弹,能将人炸成两半。
《杀死比尔》中,他不考虑飞机上是否允许带武士刀,却必须考虑飞机上有没有专门放武士刀的地方。《无耻混蛋》中的演员必须和他饰演的人物来自相同地区,必须会说相应的语言。
此类解释在访谈中俯拾即是。
孩子玩游戏时就是这样:吉普车甚至都能平地起飞,但却必须解释清楚,飞行中的吉普车能装几个人。同样,孙悟空甚至能变成非生物,吴承恩却忘不掉他的猴毛和尾巴。可以说,昆汀的故事都发生在特别的宇宙中,这个宇宙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则。
这是想象的狂欢,是幻想的投射,我们在此尽情宣泄,弥补现实的缺憾:《无耻混蛋》是犹太人的复仇,《被解放的姜戈》是奴隶的复仇,《好莱坞往事》是昆汀对残酷丑恶的现实的复仇……
道德与救赎:所有人都幸运地逃离噩梦
在访谈中,昆汀也讲述了他在类型片中为角色们完成的道德救赎:《落水狗》对背叛行为的批判,《低俗小说》中对精神皈依的仁慈,以及其他影片中的友好地告别、慷慨与宽恕、善意与爱……
在冷酷暴力外衣下,他充满柔情,让“所有故事中的人物都幸运地逃离了噩梦般令人绝望的困境”。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善与恶、高尚与卑鄙的理解是否太过狭隘?
《杀死比尔》被昆汀视作非常个人化的电影,“我就是新娘”,他说。新娘一次次复仇,一次次面对成长之虚无,那个让她复仇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
如同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儿时打架的玩伴都不在我们身边了;同时,我们意识到,那些消失在人生旅途中的儿时玩伴正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因此,新娘复仇名单上的每个人也是她/昆汀的一部分:如果教堂婚礼未被鲜血染红,她或许会过上铜头蛇格林的平凡生活;如果不逃离组织,她或许会成为水腹蛇石井尾莲,位居高位又痴迷武功;响尾蛇巴德是她的自我放逐,因而能将她“埋葬”并助她重生;加利福尼亚蛇艾尔是她的镜像;遇到终极对手比尔时,她和我们都意识到,她的成长蜕变已完成,在这漫漫无期而又飞速流逝的旅途,新娘基多始终都被爱的光芒所环顾。
结语
昆汀说创作《杀死比尔》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出现了向女性化发展的趋势。我们似乎早已忘记,自己在童年的游戏中也曾如此沉溺,热血澎湃而无所顾忌。正是在这样遗忘中,我们变得日益冷漠,精神虚弱。而昆汀的访谈和电影为我们唤醒的,正是苍凉的人生旅途中早被我们忘却的爱与救赎。
(作者简介:阿唐,1986年生于辽宁沈阳,非专业读书人,部分书评作品发表于单读、文景、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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