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百炼成钢张之洞（二）
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2013年4月3日，传统农历为癸巳年丙辰月廿三日，次日就是清明节。
九眼桥畔，成都望江路39号加油站改造时，地裂一角，现出一块石碑。此地属四川大学，面朝锦江，背倚川大高分子材料实验室和文科楼。时任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党跃武奉命赶赴现场，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谭登峰、档案馆馆员沈军也前往勘察，之后撰写了《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发现略记》调查报告。
尊经书院旧影
四
王闿运的重要贡献
据调查报告描述：“碑身呈长方形，碑首左上角残损，残损口为旧痕……石碑长226厘米，宽103厘米，厚7厘米，体量颇大。碑文字数多，雕刻较为精美。碑文正楷，刻工未详，可辩字878字。右起首列开头写着‘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并序’，序文共9列，序文之后，共有10列。人名之后清楚记载字号、年龄、籍贯等信息。刻字立碑的目的很明显，即为表彰这些举贡的书生，石碑文亦即尊经书院的‘光荣榜’。”石碑左上侧碑文隐隐错杂着84个别样的楷书，经书院史专家胡昭曦教授考订，此为张之洞《四川省尊经书院记》残文。
据雷文景《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一文介绍，尊经书院设立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二十八年废科举，停书院，兴学校为止，一共办了三十年之久。读尊经书院，不但不交学费，还规定每个生员每月领“膏火银子”四两。除了这项固定收入外，每月考课成绩优良的，另有奖金，两项加起来，有些生员每月可得十两银子以上。那时的一般生活很便宜，这笔钱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生计，还能供养六口之家！
尊经书院对四川士子的影响，还在于学术派别的转变。真正影响书院学风的是两位主讲：钱保塘、钱保宣。二钱都是浙江人，光绪四年(1878)冬，“学政谭宗浚集尊经诸生三年以来课艺及下车观风超等卷，刊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可见，在尊经书院初期，江浙派学风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王闿运掌教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术上从江浙派一变而为湖湘派，这是尊经书院学风的一次重要转向。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拓片）
王闿（kǎi）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王闿运在川长达八年之久，以经、史、词章等教育学生，规定学生每日读书必记下心得体会。大儒挥金椎，琢之诗礼间。为了鼓励学生，王闿运还把学生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刊印。
尊经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影响四川近现代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名人。例如，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离经叛道、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宋育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舍身炸死良弼，被孙中山先生封为大将军的彭家珍；领袖群伦、叱咤风云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人物吴玉章、张澜、罗伦、蒲殿俊；清代四川唯一的一个状元、曾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和四川高等学校校长的骆成骧等。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拓片，下部）
五
慈禧在养心殿召见
征鸿过尽秋容谢。卷离恨、还东下。剪剪霜风落平野。溪山掩映，水烟摇曳，几簇渔樵舍。
芙蓉城里人如画。春伴春游夜转夜。别后知他如何也。心随云乱，眼随天断，泪逐长江泻。
宋代石孝友的这首《青玉案·征鸿过尽秋容谢》，仿佛张之洞离开蜀地的写照。光绪二年（1877），时年四十岁的张之洞，回京任文渊阁校理，负责掌阁藏《四库全书》的注册、点验等事。三年后，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
洗（xiǎn）马，官名。汉时亦作“先马”“前马”，为太子属官，侍从，太子出行时为前导。其后历代沿制，清代虽不设太子官属，仍保存洗马官名，属于詹事府，为从五品，实际是为翰林官升调的跳脚板。四十三岁依然是从五品小官，自诩满腹才华的张之洞作何感想？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彼时的张之洞，还是块生铁。生铁成刚，还要锤炼千万次。
第一次召见，慈禧就不太喜欢——个子不高，两肩单薄（不高大威猛）；国字脸、大鼻子（完全不帅），唯独一双眼睛格外精光四射。“目光如电”，慈禧想起野史上常有这样的话，但眼前这个人两鬓已有白发，哪像同治二年的探花。但问答之中，又显得是一个社稷之才，尤其是面对闹得沸沸扬扬的崇厚“卖国”，此人慷概激昂，气势雄壮。慈禧又不由得改变看法。
“张之洞，你是同治二年探花？”
“是的。那年太后赏赐臣山海之恩，永世难忘。”
“听说你在外办事用心，湖北四川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
“臣受国恩，为国家尽心办事，乃是本分。”
“你上书要杀崇厚？”
“太后英明！崇厚一贯媚外谀敌，当年天津办教案，就奴颜婢膝。这次在俄国人面前，竟然割祖宗土地讨洋人欢喜，臣以为崇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
垂询中，慈禧还问到了如何改约，张之洞也提出了解决之道。对于体恤民生，张之洞也是长篇见解，慈禧颇为赞许。这次召见，起因是完颜崇厚“卖国”。光绪二年（1876），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
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
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后被慈禧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张之洞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
此事结局是崇厚下狱，定斩监候。但有人说情，后花银三十万两，降职获释。后清廷派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与俄交涉，更改条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
光绪三年成都尊经书院刻《说文解字注》书牌
六
“清流”难垂青史
完颜崇厚成功脱身，从朝野哗然到偃旗息鼓，让张之洞愤慨又无奈。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阶梯。”张之洞正是从朝局的混乱中，窥见一丝缝隙，或者是一种光亮：当今朝廷，需要一股“清流”。
何谓清流？张之洞曾说：“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忠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
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从湖北挂职期满回京，彼时意气风发，常和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陈宝琛等一帮词界名流搅在一起吟诗踏青。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在一起喝酒谈人生。但这次回京的张之洞，很失落，和他吟诗踏青的同僚都升了官，唯独他还是从五品的闲职。由此，他渐渐有了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张之洞又结识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人，这些人牢骚满腹，怀才不遇，同味相投，从而结成了“清流派”。
“清流派”，之所以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抛开拉帮结伙，大背景是与当时的宫斗密切相关的。
辛酉政变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同时成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亲王以议政王的名义领袖外廷，依靠湘军、淮军剿灭了太平天国，使朝局稳定。慈禧则羽翼丰满，想趁同治尚未亲政时，独揽大权。而恭亲王主持外廷以来，威望颇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与慈禧向凿柄。双方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为了排挤奕訢，慈禧不仅利用醇亲王奕譞打击奕訢，同时拉拢了清流派，借御史为耳目，以翰苑为喉舌，对清流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监视和牵制奕訢等人。所以“台谏生风，争相弹击，清流横甚”。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得到了慈禧的赏识。
即使混得这样风生水起，张之洞也未得到慈禧的重用。慈禧认为，张之洞是一介书生，虽然做过做翰林和学政，又做了言官，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难以执政一方。
慈安去世不久，慈禧决定广开言路，推行仁政。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良机，以加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力量为由，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
“东南海防重在两江，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而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却能征善战、屡立战功且精力充沛，堪当此任。”“西北边塞重在防守，左宗棠一直督办新疆军务，他忠勇可嘉，可陕甘总督曾国荃迟迟不到任，加上他最近连丧一子一侄，所以他更无心西北防务。浙江巡抚谭钟麟曾担任过陕西巡抚，他对西北的情况很熟悉，可擢升他为陕甘总督。另外，左宗棠的部将张曜也很忠勇，可令他帮办西北军务。”
从这道奏折看，张之洞举荐了彭玉麟、谭钟麟、张曜，但参劾了刘坤一和曾国荃。刘、曾这两位可是朝局元老，张之洞为什么敢参？
原来，在张之洞上疏之前，彭玉麟就上疏参劾刘坤一“耽于逸乐，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红包）”……张之洞敏感地捕捉到慈禧对这两位元老的态度，所以上了一道颇有心机的奏折。
张之洞的这项人事任免建议，慈禧照章采纳。不久，慈禧召刘坤一进京谒见，并令彭玉麟出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彭玉麟参了他，也知道张之洞在背后点火，很生气，索性以养病为由乡居，直到九年之后再度出山。
“窥透慈禧，迎合上意，以固其宠”，张之洞的套路确实也收到奇效，为以后的升迁埋下伏笔。
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内部政争出现新的变化，“前清流”对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因而宣告瓦解。从1880年代末到中日战争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鲜为背景，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且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志锐为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文廷式为珍妃师傅，因此该派属于帝党的一部分。
中日甲午战争后期，随着帝党的失败，清流派人物或遭革职，或离京南下，或销声匿迹。甲午战后，虽仍有人作为帝党成员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但清流派已不复存在。
标榜风节，终难垂青史。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曾如此评价张之洞——
“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
在这一阶段，在帝王争斗的夹缝中，张之洞完成了从书生意气到八面圆通的转变。曾有人对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各用一个字形容，左宗棠是狂，曾国藩是拙，李鸿章是能，张之洞是滑。这就是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说的，“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
清同治十三年成都尊经书院刻《经典释文》 书牌
【主要参考文献】
《张之洞》（唐浩明）
《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雷文景）
《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
《谭嗣同全集》（谭嗣同）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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