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狂潮——昭和初年日本法西斯之路（三）国家改造运动
法西斯思潮泛滥、法西斯组织横生对日本政局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了促使统治当局加快法西斯化，日益膨胀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其中采用暗杀的方式来进行恐怖活动成为重要的手段。
为了在社会上造成强烈的反响，他们选择的暗杀对象都是政界和财界的要人。在这种暗杀恐怖活动中，最先发动和引人注目的便是滨口首相被暗杀的事件。
（滨口雄幸）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制定的紧缩财政政策和“金解禁”政策不但没有为日本经济打开活路，反而使192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更加深化。在政治方面，滨口内阁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迎合政策，但远远不能达到法西斯势力的要求。在外交方面，为了给濒于破产的日本经济找到出路，滨口内阁还曾采取过“协调外交”。特别是1930年10月，滨口雄幸固执己见，顶住了军部和枢密院的反击，代表日本政府批准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这就更加激起了右翼势力，特别是法西斯势力的不满。
1930年春，民间法西斯团体爱国社头目岩田爱之助和其他几名主要成员秘密制定了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计划。经过十多天极其慎重的研究讨论，最后决定由佐乡屋留雄和松本良胜两人来实施这次暗杀行动。
但佐乡屋留雄决心独自提前执行计划。当年9—10月间，他在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下手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后，认为最好是用手枪进行袭击。当时，爱国社内藏有不少武器，佐乡屋留雄从中挑选了一支精致的六连发小手枪。
接下来是选择暗杀地点。滨口雄幸在镰仓建有别墅，经常在星期六乘车到别墅去。佐乡屋留雄便打算在途中伏击。但他经过踩点观察后认为，用小型武器，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佐乡屋留雄又把暗杀地点选在东京火车站。为此，他多次到车站观察滨口乘坐火车的情况。他发现每次滨口到东京站时随从都很多，而且戒备森严。但仔细一观察，发现也有不设警戒的地方。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利用警戒空隙采取行动。
不久，佐乡屋留雄从民政党的法西斯分子那里得到情报：“滨口首相要陪同天皇观看在冈山县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乘坐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的火车从东京火车站出发。”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930年11月14日上午9时15分以前，佐乡屋留雄赶到东京站。正当他因为乘客稀少而怀疑滨口一行是否已经过去的时候，站台中央的台阶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只见滨口雄幸在众多随从（多数是警官）的陪同下走了过来，而且对佐乡屋留雄毫无戒备。当滨口逐渐走近的时候，佐乡屋留雄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他从怀中掏出手枪，在抬头的同时，射出了一发子弹。没等他再开第二枪，滨口的随从警卫已将他抓捕。滨口雄幸因腹部中弹受了重伤，于1931年8月26日不治身亡。佐乡屋留雄1933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一再减刑，1940年竟被假释出狱。出狱后他得知，对于他的死刑判决，全国递交了七万多份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当时这一针对首相的暗杀行动正符合了法西斯及右翼势力的心愿。
（滨口雄幸被刺现场）
以爱国社策划的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事件为开端，日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期”，出现了试图以军人政治代替政党政治的“国家改造运动”。
以军人为主体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兴起是有深刻而广泛的国内、国际背景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引起的统帅权争论，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两种变化曲线，那就是政党政治的强化与军部势力的相对削弱。1918年原敬内阁的成立，使日本出现了第一届强有力的政党内阁。1922年2月，陆军内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元老山县有朋去世，政党政治解除了一大政治障碍。在同年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以宪政会（民政党）为中心的护宪三派获胜组阁，从而在日本进一步确立了政党政治，军部势力受到明显削弱。这一时期，军部与政党在内政、外交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成为军人要求国家改造的政治动因。为了重新确立军人对政治的主导权，陆军大学出身的少壮军官中间逐渐形成了一股按照大规模总体战的需要全面改造日本国家、军队和政治的暗流。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慢性危机，特别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国家改造运动”形成的根本原因。最后，从二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英、美两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于1928年率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日本却竭力想把“满蒙”地区变为日本的“生命线”。在国际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趋于瓦解，列强争夺霸权的阴云再次笼罩了世界，这也为“国家改造运动”提供了萌发的土壤。
（少壮派军官组成的右翼团体——樱会）
1930年10月出现的军人右翼团体——樱会，是一个秘密的政治结社，其政治目标是“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如为此需付诸武力，亦在所不惜”。
樱会竭力反对政党政治，强烈主张专制独裁，要求实现“真正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国政”。樱会成员多数来自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主要为处于陆军中央的佐级幕僚军官，其核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主要成员包括坂田义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军事调查员）中佐、桶口季一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中佐、二见秋三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参谋本部）少佐等人。可以说，樱会实际上是位于陆军中央的特别是在参谋本部拥有相当势力的右翼团体。
1930年底参谋本部第二部拟定的《一九三一年形势判断》，明确增加了决心改造国家的重大项目，并且将它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先决条件。这表明，“国家改造运动”不仅包含对内进行政治改造的内容，而且与准备发动对外战争紧密相连。“国家改造运动”已经通过樱会变成整个陆军的纲领和目标。
为此，1931年初，樱会的部分成员就与右翼分子大川周明一起，制定了一个企图推翻政党政府、建立军人政府、实现国家改造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军部某些首脑人物的默许下展开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重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陆军军务局长小矶国昭都在暗中支持政变计划的实施。
计划主要是想拥立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成立以宇垣为首的军人政府。原计划拟定：在同年3月20日左右，由大川周明组织一万名游行工人包围议会，并在同一时间向政友会、民政党总部、首相官邸发射模拟炮弹，借此调动第一师团的部分部队对议会实施包围，并由小矶国昭进入议会，强迫代理首相币原与内阁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下诏书命宇垣组阁。这就是计划实施的“三月事件”。
然而，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人事局助理课长冈村宁次以及第一师团第三联队联队长山下奉文认为时机尚早，不同意马上发动政变。实际上，永田铁山反对由宇垣组阁。因此直到政变发动的最后时刻，宇垣不得不决定放弃原定的政变计划。
“三月事件”虽然没能实现拥立宇垣建立军人内阁的计划，但却成为军人凭直接行动实现国家改造的开端。“三月事件”是以军部首脑为中心展开的军官政变计划，因而促使此后更多、更激烈、更大胆的政变计划的相继出现，特别是它刺激了以“一夕会”为首的先外后内主义派，使其进一步加紧了对外武装侵略的步伐，这便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围绕着事变的处理，政府与军部之间出现分歧。若槻礼次郎内阁开始主张“不扩大论”的方针，军部则主张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而此时的社会舆论开始倒向军部，逐渐趋于强硬，“满蒙生命线”论、“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等论调一时间甚嚣尘上，日本政局更为动荡。
（桥本欣五郎）
在这种情况下，在“三月事件”中受挫的樱会急进派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再次策划发动军事政变，企图一举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独裁政府，实现国家改造。这就是“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的策划中心仍在参谋本部，除桥本欣五郎中佐之外，还有俄国班的田中弥大尉、小原重孝大尉以及参谋本部的马奈木敬信少佐等人，军部之外则联合了大川周明、北一辉、西田税、井上日召集团等民间右翼团体。另外，海军拔刀队、霞浦航空队以及陆军的部分军官也参与了这次政变计划。
这次计划拟以东京的百余名军官为主，并且计划调动近卫师团、第一师团所属步兵联队的部分兵力。政变行动主要包括：袭击首相官邸，杀害除首相以外的所有内阁成员；占领警视厅，包围、控制陆军省、参谋本部，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动用军队袭击、逮捕政党首脑、财界巨头以及天皇周围的奸臣；抢占中央电话局、中央电信局、中央邮政局，掌握国家要害部门。与此同时，由东乡平八郎元帅上奏天皇，迫使天皇和军部承认政变，最后组成军人内阁。
这与“三月事件”仅仅发射一些空炮弹相比，形式更为激烈，手段更为残酷，政变的规模也更大。另外，这次计划提前拟定了以荒木贞夫为首的新内阁成员的具体名单：首相兼陆相是荒木贞夫，内相是桥本欣五郎，外相是建川美次，海相是小林省三郎，藏相是大川周明。这说明这次政变计划得更周密。
（荒木贞夫）
“十月事件”和“三月事件”一样，最终也因为政变者内部派别分立而未能真正实施。但事件却对当时的日本政局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十月事件”政变计划与“九·一八”事变都是军部政治势力为导演，它们里应外合，遥相呼应，在政治上对以元老和政党为代表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从此，政党势力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军部势力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关东军侵略的逐步升级，日本在国际上与英、美等国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的长期化，政党政治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十月事件”后，“国家改造运动”出现分化。在“十月事件”中失败的军部幕僚军官因受到降职处理而各奔东西，樱会趋于解体，部分成员开始放弃利用政变手段实现国家改造的策略，转而在明治宪法体制内寻求解决的途径，这些人后来与“一夕会”成员合流为“统制派”。与此同时，陆海军青年军官集团、井上日召集团以及以橘孝三郎为中心的爱乡塾等政治派别，则开始与军部幕僚层的国家改造集团相分离，开始了独立的“国家改造运动”，并在形式上更为激烈。此后，以下层青年军官为中心的国家改造集团，逐渐成为“国家改造运动”的急先锋。
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军部政治势力的膨胀，政党内部也兴起了“国家改造运动”。1931年11月，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外相安达谦藏勾结民政党的中野正刚、富田幸次郎以及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和床次竹二郎等人，预谋建立拥护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这就是所谓“协力内阁”运动。外部的冲击、内部的分化，使昙花一现的日本政党政治正悄然隐向历史舞台的角落，而军国主义势力却大肆抬头，日本开始走向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
面对军部的步步紧逼和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若槻礼次郎内阁的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招牌，加之党内分裂，若槻内阁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1日实行内阁总辞职。接下来登场的是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犬养毅将陆相的职位留给了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期望能够以荒木的威望加强对陆军的控制。
（井上日召）
1932年初，在“十月事件”中受挫的井上日召集团与海军青年军官集团加强了联系，开始酝酿新的行动计划。1月9日，以井上日召为首的民间法西斯分子和以古贺清志为首的海军法西斯分子聚会，就如何采取行动问题进行协商。最后决定在2月11日纪元节那天，集体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
但在行动之前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以藤井齐为首的许多海军法西斯分子被派往中国，因此在1月31日，井上集团和留在东京的海军法西斯分子再次聚会商议对策，对行动的日期和目标进行了变更，决定不采取集体袭击的行动计划，改为实行“一人一刀”（也称“一人一杀”）的单独暗杀活动。
在井上日召主持下，秘密制定了“一个人负责杀一个人”的暗杀计划，其具体目标为：
政友会——首相犬养毅（暗杀者森宪二，下同）、铁道相床次竹二郎、司法相铃木喜三郎（星子毅）
民政党——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田中邦雄）、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小沼正）、前外相币原喜重郎（久木田祐弘）
三井系——三井银行常务池田成彬（古内荣司）、三井无限责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黑泽大二）
三菱系——三菱合资公司董事长木村久寿弥太（未定）
特权阶级——元老西园寺公望（池袋正釟郎）、内大臣牧野伸显（四元义隆或田仓利之）、枢密顾问官伊东巳代治（菱沼五郎）、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须田太郎）
这个计划后来有所改动，关于谁暗杀谁，井上日召对每个人都作了指示，并让他们严格保密，即使是集团内部的人也不许互相透露。
2月9日，小沼正在东京本乡区暗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紧接着，3月5日，菱沼五郎在三井银行门前杀死了三井无限责任公司的理事长团琢磨，一时间成为轰动整个日本的恐怖事件。但因小沼正和菱沼五郎在行动后随即被捕，此后的行动计划被迫取消。
在日后对这次事件的审判中，人们发现以小沼正和菱沼五郎为首的包括井上集团其他成员黑泽大二、黑泽金吉、川崎长光等家庭之间都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血缘观念，因而人们将井上日召集团称为“血盟团”，称这次暗杀事件为“血盟团事件”。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一人一刀”的暗杀恐怖活动，“血盟团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当时正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的池袋正釟郎，在回答警方的询问时说：“我们把暗杀各界的重要人物作为破坏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新组织的第一个步骤。”
井上日召指挥的“血盟团”暗杀恐怖事件是不久后发生的“五·一五”事件的前奏，也是此后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的预演。从此，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进入了依靠暴力手段制造流血事件进行“国家改造”的阶段。“血盟团事件”成为这种转换的重要标志。
受到“血盟团事件”的刺激，海军中尉古贺志清和中村义雄决心继续采取集体恐怖活动，实现国家改造。他们的行动计划得到以橘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的支持。行动的主要参加者有青年海军军官10人、陆军候补军官11人和以橘孝三郎为首的20个爱乡塾成员。
这次的计划更接近于樱会成员发动的军事政变，企图通过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和三菱银行，以及破坏东京的六个变电所造成整个市区黑暗等手段，制造混乱，引发政府颁布戒严令，以过渡到建立军人政府。
（犬养毅被杀当日新闻）
1932年5月15日，一批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袭击了首相官邸，杀死了正值星期天在家休息的犬养毅首相，但袭击内大臣官邸的行动以及对政友会和三菱银行、警视厅的袭击行动都遭到失败，爱乡塾成员组成的别动队也没能使东京变得黑暗。整个行动还没等到发布戒严令就宣告失败了。参与事变的主要军官向宪兵队投案自首，别动队逃亡，为这次行动提供武器和资金的大川周明也于6月15日在茨城县火车站附近被捕。橘孝三郎逃亡“满洲”，并于7月24日在哈尔滨向新市街的日本宪兵队自首。这就是“五·一五”事件。
暗杀犬养毅并没有能达到建立军人政府的目的。然而，现役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政府首相，确是前所未有的恐怖事件。但是陆相荒木贞夫却公开对采取恐怖行动的青年军官表示同情，言称“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泪”。荒木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军部上层的倾向，表明在青年军官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势力。
杀死犬养毅的11名军官遭到军法起诉。但在审判前，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利用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弘扬”他们一片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激起大众更多的同情心。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11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11根手指表示他们的意志。法院最后果然“从（极）宽发落”，媒体也对杀害首相的凶手没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这样的重案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政党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
“五·一五”事件的最大政治后果，就是结束了政党政治。在枪声中倒下的犬养内阁，成为大正以来政党内阁的终结。青年军官虽然只是杀死了犬养毅，没能实现建立军人政府的国家改造计划，但是从滨口雄幸首相遇刺开始，“三月事件”、“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恐怖暗杀、军事政变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政界。而军部上层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恐怖事件，为军部干预政治打开了道路。
“五·一五”事件后，军部强化了对政治的干预，军部首脑以陆相人选相要挟，公开反对政党单独组阁。迫于军部的政治压力，最后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新内阁。斋藤内阁实际上是军部势力以及和军部密切勾结的新官僚的联合体，在政治上更加倾向于军部。元老西园寺公望本想以斋藤内阁为“过渡内阁”，待事态平静后再恢复政党内阁，但没想到这种“过渡内阁”却成了向军部法西斯统治过渡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