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马路，见证了上海这家著名三甲医院的变迁

100多年前，如今上海的中心原点国际饭店周围还是一片荒郊。机缘巧合，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不仅写下了大马路（南京路）的惊人转身，还在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马路上，见证了一座著名三甲医院的开创变迁。这条路跨黄浦、静安两区，长仅1400米，1890年填浜筑路，七年后命名为白克路。1943年改名为凤阳路，沿路有了住宅、工厂。

宝隆、澄衷携手筹建

谁也没有料到，这条路会与8000公里外的一位德国人有了牵扯。他叫宝隆，他的幸福童年因父母患肺结核双双离世而终止。无人庇护的他年少立志当医生，要去拯救像他父母那样的病人。

经过种种磨难，他进基尔威廉医院学医，又因无钱付学费去参军。他始终坚持梦想，后通过大学预科考试及攻读博士的口试，被任命为少尉军医，授予博士学位。1891年，他任职的伊尔梯斯号军舰开赴上海，把他带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在这里，他看到租界的畸形繁荣，更多的是贫困、丑陋，瘟疫肆虐，竟无人救治的悲惨现象。他立志要用所学知识改变这座城市的悲剧。因此，宝隆就与白克路有了交集。

这条路与一位中国人也有了关联，他就是叶澄衷。叶澄衷因诚信得贵人相助，经过拼搏，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他提倡强国必须强身，想办医院，但未能如愿。

他难忘母亲患病，遍寻良医无果，他割股入药，依然救不回母亲。他的两岁幼弟因病无钱医治夭亡，他痛彻心扉地喊：“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因为有钱才可请医生救命。

富起来的澄衷自奉甚俭，身着布衣布鞋，只有一件马褂，以备出客之用，却做了不计其数的善事。他老家鼠疫流行，乡人无钱看病，只能求神拜佛吞香灰，澄衷目睹这些惨状，一直想办医院。

这两位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人，怀着慈悲心，因为同样的愿望，碰在一起了。1899年8月26日，经宝隆等人尽力促成，德总领事克纳贝提议在公共租界筹建医院，请上海县署特邀叶澄衷等人开会筹款。

此时，上海霍乱、伤寒、疟疾流行，因缺医少药，死亡人数众多，市面一片萧条。叶澄衷虽有办医院之意，但在两次“四明公所”血案后，他把所有的洋人视作敌人。听说德国人筹建医院，却要中国商人筹款，他撕去请柬，冷笑一声，推说年事已高，不便亲临会议。上海知县王欣甫觉大为不妙。叶澄衷不仅是商界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积德行善也声名远扬。如他缺席，捐款之事，势必难行。他设法请叶澄衷信任的后起之秀虞洽卿去劝叶公。虞洽卿仰仗叶公提携，平时执礼甚恭，叶公不忍驳他面子，答应赴会。

到会的除了地方官员，都是上海商界名人。会上，宝隆医生慷慨陈词，德总领事率先乐助，王知县苦口婆心，说明筹建医院的急迫，主要是时疫流行，急需造医院解燃眉之急。筹建诊治中国病人的医院，是慈悲为怀。他的一番话打动了叶澄衷，德国人筹建为国人治病的医院，是大善举，他“首捐白克路自来火厂新桥堍基址一方约二亩，许以营建医院之基”。他又拿出两万银票带头捐款。在他的带领下，与会者纷纷捐款。叶澄衷又致上海丝、茶、汇、米等各行业，呼吁共襄善举。在中德双方努力下，1901年，同济医院在泥城桥、西张家浜后白克路22号建成，取名同济，为同舟共济之意。

医院名称几经更改

叶澄衷因病于1899年11月5日在上海去世，终年60岁，他没有看到同济医院落成。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办医院的初衷，对儿辈说：“你们一定关心办医院的事，还要在家乡建一所西式医院！”他的二子贻剑、四子贻铨主动捐款，族弟雨庵努力筹措，带动家乡的族沪商人一起奔波呼号，为此成立了医院“筹议会”，十位发起人每位捐500元。第一届理事会六人，笔者外祖父陈兰荪（宁波市商会会长）为其中之一。另有138位“赞成人”，其中有虞洽卿等宁波巨商。经过艰苦卓绝的坚持筹谋，1919年同义医院在宁波庄市落成，完成了叶澄衷的遗愿。

1933年2月，叶澄衷四子贻铨偶遇圣约翰大学的业师颜福庆，得知老师想办肺结核医院，却力不从心。即决定将自己经营多年，占地70亩的“叶家花园”捐出，当年6月15日在此成立“澄衷疗养院”，现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肺科医院。这皆为后话。

这几所医院，这些善举，不仅叶澄衷未看到，宝隆也未闻其详。1909年3月5日，宝隆因伤寒病不幸去世，年仅47岁，为纪念他，医院改名为宝隆医院。

抗战胜利后，宝隆医院由国民党中统局接收，改名为“中美医院”，直到1951年才恢复“同济”原名。1955年3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大部分迁至武汉，原址凤阳路415号改为“市立同济医院”。四年后，划归第二军医大学，1966年，改称“上海长征医院”。

外科起家形成特色

岁月更替，世事变迁，医院一直在按既定轨迹向前发展。

宝隆医院以外科起家，历任院长都是外科医师。“长征”医院也以外科，尤其是骨科、神经外科、肾科著称。

“长征”骨科奠基人屠开元，1929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4年后，他又去维也纳大学进修矫形外科。抗战后回国，加入宋庆龄的红十字会，参加武汉会战现场救护。

1947年9月，屠开元受聘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任外科主任。那一年他创建了骨科，即“长征”骨科的前身。当年宝隆的毕业论文是“论脊柱骨折”，屠开元与他隔空交汇在同一个医学难点，他们具有同样的眼光和才略。从此，“长征”骨科如虎添翼，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深入前沿阵地救治伤员。限于条件，不少战士断手断腿无法解决，他下决心要破解“断肢再植”这个世界难题。

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医院位于市中心，做动物实验，狗吠声被居民投诉。他们只得每次往返30公里去原二军大动物房做实验。经过无数次实验与总结，1962年离体肢体再植终于成功，为我国20世纪60年代开展断肢再植技术打下了理论和实验基础，使临床外科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荣立一等功。

他并不停步，又引进并发展骨折复位后无衬垫石膏固定的手法，这独创的骨科伤病诊治法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屠开元不仅自己实践，还带出了一批骨干，“长征”骨科的石膏整复名扬四海，不少骨折病人寻踪而来。

作为著名医学教育家、我国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屠开元深知传承的重要性。他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了几代骨科人才，大弟子徐印钦、赵定麟是骨科早期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成员，后成为骨科领域著名外科专家。

他的第三代弟子丰健民跟随先生十九年，深得其髓，把石膏固定技术发挥到出神入化之境地，被誉为“丰石膏”。笔者曾在采访时亲眼看见一台手术。一个从外地慕名而来的男孩疼得龇牙咧嘴地进急诊室。卢旭华主任带领团队仔细研究片子，虽然骨折位置不好，还是可以试用石膏固定。于是，复位（完全靠手感）、清洗，由丰健民敷石膏、绑定，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男孩脸上有了笑容。不到三个月，男孩活蹦乱跳。

“长征”骨科为减轻病人痛苦和节省手术费用，只要可能，尽量用石膏修复。这一技术在许多地方已边缘化，但他们却越做越大，声名远扬。医者仁心，在“长征”骨科发挥得淋漓尽致。

神经外科创造奇迹

医院神经外科是上海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所在单位，是国家重点学科。

大脑，是最神秘最复杂的器官，可称“人体司令部”。侯立军主任曾赴世界顶尖的德国神经外科中心学习。归国后，他率团队进行解剖研究，终于对颅脑创伤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救治规范，打通了颅脑创伤救治的最后一公里，给许多垂危的伤者以生的希望。

他心存悲悯，一个病人后面是一个甚至几个家庭，面对临床上的巨大挑战，医生绝不能轻易放弃。有一次，救护车送来一个危重病人，人已昏迷，鲜血如喷泉涌出，检查后证实颅底骨折、双目失明，在别的医院被宣告不治。

侯立军率团队进行会诊，反复制定手术方案，在内镜下，经鼻腔进入，对因骨折变得狭窄的视神经管进行三小时施救，使眼睛重见光明，病人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不料，一个月后，病人又被送到“长征”，他陷入深度昏迷，鼻腔涌出的鲜血几乎使他窒息。家属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长征”，侯主任冒着风险再次操刀，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出血点，病人又活过来了。

李一明，2009年毕业于二军大，获医学博士学位，进入候立军团队，现为神经外科副主任。他特别擅长诊治脑出血、颅神经损伤、颅脑肿瘤等，以扎实的功底和娴熟的内/外视镜手术技巧著称，并善于运用神经机器人，救治了不少濒临死亡的病人。

一次，送来一个戴着呼吸机的病人，是脑干出血，这生命中枢，以前少有医生敢碰。现在有了机器人定位，李一明决定试试。一般脑部手术都从枕部进入，他再三考虑，决定从脑顶下去，穿过脑室，可避开大血管，精准地直插出血点，损伤最小。虽说由机器人定位，实际决定因素还在人，一次次计算，要把误差定在一厘米之内，手术风险极大。结果，引流管插下去，离出血点只差0.02毫米，成功地救活了患者，这是生命的奇迹，更是“长征”神经外科经常创造的奇迹。

宝隆创建国济医院时，不可能想到120多年后，他的医院以另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叶澄衷捐地捐银时，也没料到，他的善举至今仍在造福大众。在院内，有座开创时多方筹资建起来的五层楼，满墙沧桑却依然生气勃勃。在宝隆的身后，医学泰斗裘法祖、屠开元、过晋源、李宝实、杨述祖、陶桓乐、张涤生，还有吴孟超等曾在这里走过。还有孙宪涛、周志华、刘正平、吕士才、肖健如、袁文、贾连顺……都留下了履痕。每一个名字都熠熠生辉，谱写了“长征”在漫漫征途上，群星璀璨，硕果累累，砥砺奋进，不断创造奇迹的宏大画卷。

百年风云，从宝隆到同济，从百克路到凤阳路，一代又一代“长征”人，演绎着这句名言：“惟艺精、心仁、行廉，乃可与言医。”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伍斌

来源：作者：叶良骏